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研究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对于这一个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不存在较大争议，但笔者认为，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数探讨仅限于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框架内。
一、刑事责任能力概述
责任能力的观念产生于旧派自由意志说。后又有新派对之进行修正。对于责任能力本质的理解，是以对责任的理解为前提的。按照旧派即道义责任论者的主张，以自由意志为根据，认为人有从善去恶的自由意思，如果违反这一意思，施行违法行为，则其行为应受道义的评判，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然而自由意思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具有辨别其行为价值的能力，只有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能产生责任问题，此种能力即责任能力。而按照新派即社会责任论者的主张，则以危害能力作为根据，将责任能力解释为能够适应刑罚并足以达到防卫社会目的的主观能力，或称之为刑罚能力。按照这种主张，“责任能力已非构成责任之要素，而认为法律因犯人种类之不同，常就不同犯人之心理能力，个别决定防卫社会之方法。因此，对于有责任能力之人科以刑罚；对于无责任能力之人则施以保安处分。方式虽异，而其负责则无二致，所谓责任能力者，不过决定犯人负责方式之标准而已。（1）该主张扩大了刑事责任的观念，认为无论行为人年幼或精神障碍。对于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均负有责任。
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实质含义
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根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刑事责任能力属于主体要件范畴之内，可以说无刑事责任能力则无犯罪，没有犯罪则根本无法谈及刑事责任。所以，社会责任论者的主张不适用于我国。那么道义责任论者的主张适用于我国的刑法体系吗？我国刑法学者普遍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能够控制自己行为，从而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2）而且将刑事责任能力归结到犯罪主体范畴内。同时将犯罪主体作为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一个方面。只有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可以发现，当在其他要件均充足的情况下，会有这样一种思路：
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刑事责任
很明显，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的下位概念．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否一种行为能力？我国刑法学者一般持否定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为能力是指与人的年龄、精神状态及意思支配无关的身体活动能力。有能力支配其身体活动的人，不限于应对其行为负责任的人，即存在虽然具有行为能力。但不具有责任能力的情形。”（3）如果按照这种看法，疑问便产生了。在确定犯罪之前怎么会有“刑事责任”能力？更进一步讲．即使在犯罪被确定的同时也不会产生“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如果按照刑事责任能力不是一种行为能力的观点，正确的思路应该是：
犯罪→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
陈兴良教授认为：“否定的观点是对行为能力的错误理解所致。”（4）并进而指出：“行为能力并非动作能力，而是法律设定的参与某种法律关系的资格。”（5）针对将刑法中的行为能力理解为与人的年龄、精神状态和意思支配无关的身体活动能力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观点虽然将行为能力的范围缩小为与意思支配无关的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在民法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行为能力人。何以这种人在刑法中反而成为有行为能力人，其间的转换根据不得而知。”（6）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刑事责任能力作为一种犯罪能力就是刑法上的行为能力。按这种看法的思路应是：
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刑事责任
将刑事责任能力解释为刑法上的行为能力是否恰当，仅从字面意义上讲就十分令人怀疑。看来只能将这种情况理解为我们常说的“历史上的习惯用法”，大家都明白在实质上是什么意思。但对于“刑事责任能力”。大家都真的明白它在实质上是什么意思吗？
三、责任能力是归责的要素
责任能力是归责的要素还是归责的前提。在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前苏联刑法学者特拉伊宁认为：“没有责任能力，刑事责任问题本身就不会发生，因而犯罪构成问题本身也就不会发生，正因为如此，所以责任能力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因素，也不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责任能力是刑事责任的必要的主观条件，是刑事责任的主观前提。”（7）日本学者大谷实也认为：“责任能力应该解释为是成为针对每个行为决议的非难可能性的前提的一般人格能力，是对每个行为加以非难可能性判断之前就存在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责任前提说是正确的。”（8）但日本学者大冢仁认为。“作为责任能力之基础的生物学的状态对某个行为人来说，常常并非一定的。实际上也存在着对某种刺激表示出异常性反应，从而实施暴行、伤害等歇斯底里患者。应该否定这种人由于该刺激而实施的行为的责任能力。但是，对于其他的犯罪，则并非不能肯定其责任能力。而且，刑法中的责任判断，是针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具体行为、以对实施该具体行为的行为人进行人格非难为内容的。所以，视为责任的要素是妥当的。”（9）
笔者认为，今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体系内，应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要素。原因如下：
（一）“责任能力在程度上有无限的差别，这种差别影响对行为的可能性的强弱。”（10）相同程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针对具有不同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可能被判为有罪，有的可能无罪。（二）责任能力“总是与具体行为联系在一起。脱离具体行为的责任能力是不存在的。既然我们要认定的是能否就具体行为谴责行为人，那么，我们就只能追问行为人是否具有能够决定、选择该具体行为的能力。”（11）责任能力的内容包括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这里辨认和控制的对象是我们对其进行考察的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没有实行行为。何以谈及辨认和控制？辨认和控制怎能先于实行行为而存在；况且，没有辨认和控制的参与，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行为。对于行为和动作我们应进行正确的区分。（三）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前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代表实施时不具有。同样，实施危害行为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代表实施时具有。（四）在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内只能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要素。如果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前提。那么，必然要突破我国现在的平面式一元论犯罪构成。在这种犯罪构成之下，“难道存在一种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吗？”（12）
四、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类
责任能力依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程度的不同，一般分为三类。
（一）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三）无刑事责任能力。
也可以分为四类：
（一）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四）无刑事责任能力。
笔者赞同第二种分类方法，因为“限制责任能力与部分责任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本来就是偏执狂提出来的，它是指行为人对一部分犯罪具有责任能力，而对另一部分犯罪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况。”（13）而且，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所体现的划分方法属于后者。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完全属于针对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所做的规定。但《刑法》针对偏执狂没有进行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五、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事由的探析
（一）年龄。
根据相关论著的归纳，各国刑法对年龄的划分有以下几种:
1、两分制。
（1）绝对无责任年龄或相对无责任年龄。
（2）全负责任年龄。
2、三分制。
（l）绝对无责任年龄。
（2）相对无责任年龄或减轻责任年龄。
（3）全负责任年龄。
3、四分制。
（1）绝对无责任年龄。
（2）相对无责任年龄。
（3）减轻责任年龄。
（4）全负责任年龄。
笔者对四分制的划分方法表示怀疑。举例说明：某采四分制国家刑法规定：未满7岁的绝对无责任；已满7岁未满15岁的相对无责任；已满15岁未满18岁的减轻责任；18岁以上的全负责任。且又规定处于相对无责任阶段的人对故意杀人的行为负刑事责任。现该国有分别为14岁与16岁的二人犯故意杀人罪，依照该国刑法的规定，可以肯定14岁的犯罪人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要比16岁的重。因为针对已满7岁未满15岁的人仅规定其应对故意杀人负刑事责任。如果说基于类推原则，在司法过程中必然会减轻这年龄阶段的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三分制与四分制之间的差异何在？笔者认为，所谓的四分制根本没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三分制，四分制的不同仅在于其将相对无责任年龄与减轻责任年龄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考虑。但二者根本不处于同一层面之上。相对无责任年龄、绝对无责任年龄和全负责任年龄所解决的是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而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则是在负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对刑事责任的量起作用。同理，三分制中采用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方法在理论上也存在同样的疑问，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其较四分制容易让人接受。
（二）精神障碍．
就各国的立法而言，精神障碍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才能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所采纳的判别标准有很大不同。大体有三种标准：
l、生物学标准。
依据此标准的立法，单纯的以生物学为出发点，标明影响责任能力的生理原因。如日本《刑法》第39条第1项规定心神耗弱之行为减轻其刑。
2．心理学标准。
简介中国先秦婚姻制度

曾广荣


　　笔者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已有多年，在对婚姻家庭纠纷处理之余，也常涉览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现对我国先秦婚姻制度简单摘要，以博有兴趣的读者一览。
　　“婚姻”即嫁娶，也就是女子嫁夫，男子娶妻。在我国《诗经》的“郑风•丰序”中记载“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其疏记载：“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
　　我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专偶制（即一夫一妻制）。“群婚制”又分“族内婚”和“族外婚”两种形式，亦即两个阶段，前者是指氏族内一群兄弟姐妹的集体婚配，后者指两个不同的氏族之间世通婚姻，即甲族的兄弟姐妹与乙族的兄弟姐妹集体婚配，禁止本族内兄弟姐妹的婚配，包括旁系的兄弟姐妹在内。“对偶制”是在族外婚的基础上，一男一女结成配偶，但关系松散，没有独占的同居。我国自夏、商时即已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直到西周，一些原始婚俗也并未完全消失，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也保留了不少原始群婚的遗俗。当时，女子出嫁谓之“归”。如《诗•周南•桃夭》中说“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春秋•庄公元年》中也说“王姬归于齐”。这是因为在远古实行族外婚的时候，甲乙两族世婚，两者的兄弟姐妹皆为姑表关系，婚配后自然互称对方的父母为舅姑。当进入对偶婚从夫而居时，女子同舅的儿子婚配，实际是又回到了本族即母族，所以称之为“归”。
　　“婚”和“娶”本作“昏”和“取”，女字旁是后来加上去的。“昏”又本作“?e”，唐朝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而改为“昏”。从词义看，“昏”为日暮，天刚黑时；“取”为捕取、夺取。以“昏”和“取”称婚姻之事，与原始的“掠夺婚”有些联系。“掠夺婚”也称“劫夺婚”或“佯战婚”，它是原始氏族成员由男从女而居过渡到女从男而居的一种婚姻形式，《易经》一书中就有“匪寇婚媾”的记载，意为来者并非为了劫夺，而是为了谋求婚姻。这些求婚的男子往往是乘车马而来，车上的人都是一色的黑色装备，手里还拿着武器。既然婚礼与“掠夺”有关，当然黄昏时举行最为适宜，正象《白虎通义•嫁娶》中所说“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诗•陈风•东门之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先秦留有原始风俗的婚姻形式还有“媵妾”制和“?A报”制、“赘婿”制。媵妾制是一种多妻制的表现形式，其特点是一女出嫁，同族的娣侄随嫁或陪嫁。《仪礼昏礼》记载“古者嫁女必以侄娣从，谓之媵。”娣侄处于从属地位，也称为媵妾。媵制起源颇早，《尸子》一书推测尧帝嫁二女于舜就是媵制。其盛行于春秋，如《诗•大雅•韩奕》就描述韩侯娶妻，“诸娣从之，祁祁如云”，《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载：“诸侯娶一国，则二女往媵之，以侄娣从。”至战国时期逐渐衰落。“妾”制的实质与“媵”制基本相同，皆为原始社会向对偶婚演变形式之遗风，但妾的来源较为多杂，多为奴隶（妾字的本义即为女奴隶）及贫家妻女。其较媵制出现稍晚，但保留的时间却更长。
　　“?A（亦作蒸）报”制即后来的“转房”制，是指父子、叔侄、兄弟之间先后同娶一妻。如《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初，卫宣子?A于夷姜，生急子。”夷姜就是宣公的庶母，此为父死而子娶其庶母为妻；又如《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报郑子之妃。”郑子是文公的叔父，此为叔死而侄娶其婶为妻；再如《左传》记载，秦穆公曾将女儿怀赢嫁给重耳（晋文公）的侄子子圉（晋怀公），后来又将怀赢嫁给了重耳，这是为叔父娶其侄媳为妻，还如《淮南子•汜论训》记载，春秋时的“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这是为兄娶其弟媳为妻；而战国时齐人“孟卯妻其嫂”，生了五个儿子。“?A报”制虽然是原始群婚是遗俗，但当时已完全纳入一夫一妻的框架，故而被当时礼法和舆论所充许，而社会对?A报所生子女也毫无鄙视，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不少国君或著名人物，如卫戴公、卫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太子申生等。
　　“赘婿”制是男方嫁女方从妻而居的一种婚姻形式，它发生在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个体婚过渡的时期，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丈夫改从妻子姓氏，且子女亦随母姓，丈夫和子女皆属女方群体的成员；二是丈夫到妻子的娘家居住一个时期，无偿地在女方家“服役”，并接受各种考验，之后才能将妻子领回自己的家。因此，“赘婿”制也叫“服务婚”或“考验婚”。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将二女嫁给舜，采取的形式就是这种“考验婚”。战国时代的秦国就曾实行过“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的“双轨制”婚姻。又如《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高句丽就是实行“?傥荨敝频幕橐觯骸捌渌鬃骰橐觯?杂镆讯ǎ??易餍∥萦诖笪萦诤螅??傥荩?倌褐僚?一?猓?悦?虬荩?虻镁团?蓿?缡钦咴偃???改颂?咕托∥葜兴蓿??偈喜??辽?右殉ご螅?私?竟榧摇！痹谇睾旱闹性?厍??白感觥敝扑淙换乖诿窦浣隙嗟拇嬖冢??感鋈丛馐苁廊似缡樱?踔帘徽??形?胺②亍钡亩韵蟆
　　先秦时期，民间还有一种在宗教节日男女相会的风俗。《周礼》中道：“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种男女相会的礼俗，又常常同“高礻某 ”联系在一起。所谓“高礻某”，又称“郊礻某”。“高”即“郊”，二字古代含义相同；“礻某”即“媒”，就是媒神，多为古代各部族的始祖母，其祠设在郊外，多在仲春之日于水滨举行祭祀活动，是为男女欢会之良机，《诗经》中亦有不少生动的描述。显然，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制的一种遗风。
　　当然，随着封建礼教的建立和完善，婚姻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尤其自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越来越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些婚俗经过长期的演化而形成了某种仪式，内容颇为繁杂。例如，男女已到成婚年龄（一般男子二十，女子十五）要举行“冠礼”和笄（ji,即簪）礼”，前者是在男子的头上依次加缁布冠、皮弁、爵弁，后者是将女子的头发绾成一髻用纟丽（shi,又读xi,束发的帛）将其包住，再用笄插定发髻，其礼义皆十分复杂。又如，先秦婚姻一般要经过六道手续，称为“六礼”。《仪礼•土昏礼》中记载，“六礼”即纳采（向女家送礼、求亲）、问名（向女家问清女子的名字、生辰）纳吉（卜得吉兆后到女家报喜、送礼、订婚）、纳征（订婚之后向女家送较重的聘礼，也叫“纳币”）、请期（选定完婚吉日、向女家征求同意）、亲迎（新郎至女家迎亲）等。
　　今天的婚姻已实现了婚姻自由、真正的一夫一妻，较之古代的婚姻制度有了天壤之别，但在部分农村还有些古老婚俗的遗俗，如男方在迎娶女方之前要给女方父母一笔不小的彩礼，而此如若以后离婚往往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处理此类案件有感，闲来涂鸦此文，聊博读者一笑。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