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手段。“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汇聚到人民法院，其化解社会矛盾责任之大、任务之重可想而知。刑事犯罪案件由社会矛盾衍生而来，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和极端表现，人民法院开展刑事审判活动，旨在以法律的强制性打击犯罪分子，以平息和化解社会矛盾。但是，犯罪分子受到惩罚并不等同案件中所有矛盾都能得到有效化解，案件处理不当还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可见，刑事审判本身化解社会矛盾功能存在较大局限性，许多刑事犯罪而衍生的其他社会矛盾并非纯粹通过法律手段都能得以化解，需要施于人性化的救助措施为补充，既要以法律的强制性化解社会矛盾，又要以情的感染力为刑事案件当事人或近亲属排忧解困，一手抓打击，一手施人性，软硬相兼，法情并用，让刑事审判工作化解社会矛盾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延伸。本文以构建和完善刑事司法救助机制为目标，概述了刑事司法救助的现实意见，剖析了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救助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路径，为化解多变、尖锐、复杂的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建言。

一、刑事司法救助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建立和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一，刑事司法救济是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刑事审判工作所遇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平衡裁判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力求做到在准确裁判前提下充分保障当事人以及相关人员的基本人权，这是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价值取向。人权的司法保障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司法人权是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状况如何是评判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关键性指标。司法救助是实践司法人权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司法救助程度高低反映了该国的民主、法治水平和进程。司法救助在人权保障上虽与刑事法律制度殊途同归，但又起着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更加尊重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居住权、债权等最基本权利。其二，刑事司法救济体现了人民法院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独立政权与剥削阶级“三权分立”政权相比，其最大特性就是政权的人民性，作为人民政权中行使审判权的审判机关，也自创建之初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即“人民性”是法院本质属性，要求刑事审判必须服从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不受侵害，又要对生活困难当事人实施司法救助，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其三，刑事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职能转变所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已悄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发生转变、社会结构发生变动以及社会形态发生变迁，经济体制转型导致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都在发生着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人民法院不再只是国家专政工具，而是必然承担更多的解决社会矛盾的角色，承载更多的社会使命，将单一的审判职能延伸到包括“司法为民”在内的更广阔领域，实现以审判职能为主的职能综合化。刑事司法救助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宗旨，是人民法院延伸职能的平台，符合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法院司法制度改革内容和要求。其四，刑事司法救助是社会稳定所需。刑事案件矛盾具有特殊性，在矛盾性质、对抗程度、表现形式、存在范围、存续时间、处理方式以及解决程序等方面与民商事案件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民商案件矛盾表现形式为纠纷，只要双方当事人能够定纷止争，矛盾就得以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将随之消除。而刑事案件矛盾表现形式为对抗，不服社会管理，抗拒认罪服法，让矛盾化解工作变得更长期、更复杂和更难巨。对刑事案件困难当事人实施司法救助，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罪犯，使其消除对抗，改过自新；也可安抚或告慰被害人或近亲属，防止矛盾升级恶化，有助案件矛盾化解，促进社会稳定。

二、刑事司法救助制度发展概要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可追溯到36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法典》。“二战”之后，英国刑罚改革运动家M•弗莱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赔偿制度，这一主张引起了许多国家重视，于是新西兰在1964年1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损害救助法》，随后英国、美国、瑞典、前西德、荷兰、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作出了由国家对被害人进行救助的规定。到现在为止，已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由国家给予刑事被害人救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罗马法中称之为“穷人规则”（pool
person rules）。我国最早具有“诉讼救助”雏形概念的法律文件是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民事“司法救助”概念。1997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提出“刑事法律援助”概念，刑事司法救助从此开始。2000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 2001年4月25日司法部、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5年12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在整合原有规定基础上，联合颁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2007年1月7日，最高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把“刑事司法救助”提上工作日程；同年9月13日最高法院接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要求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实施救助，提供适当的经济资助，并在广东、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城市开展试点工作；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有序地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这些规定出台，无疑对规范我国刑事司法救助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三、我国刑事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救助制度缺失

当前，指导我国开展刑事救助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散见于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意见》以及地方性的救助实施办法等，尚未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约束力的刑事救助制度。于是，刑事救助在提起、对象、内容、标准、分工以及资金在来源、管理、审批、发放、监督等方面缺失全国性法律规范，造成各地救助工作发展不均衡，负有社会义务的救助部门在救与不救、救谁、怎样救、救多少等问题上具有选择空间，随意性大，容易出现符合救助条件对象得不到救助或者救助标准过低等问题而起不到救助作用，失去了救助工作应有的化解社会矛盾作用。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有不少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的被害人或近亲属生活极为困难而亟需获取救助，他们往往是新的社会矛盾多发地，也是加激刑事案件矛盾的重要推手，如“民”转“刑”和“刑”生“刑”连环案件发生，不能说与刑事救助法律制度缺失无重要因果关系。

（二）救助主体和范围模糊

任何法律制度都有其内在的司法价值，构建刑事司法救助制度的价值就是让存在行为能力缺陷的刑事诉讼当事人得到法律上的援助，从而更好地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制度具有约束性特征，刑事司法救助制度其约束性——哪些人、哪些事可以向哪个部门申请司法救助要以条款形式存在，避开释义含糊或界定不清。《意见》对重点救助主体和范围进行了规定，但对非重点救助主体和范围仅作了原则性规定，除明确了少数救助主体和范围外，其余救助主体和范围确定问题则由最高法院委托给了地方法院解决，针对性不强，实践上也不便操作。即使是《意见》已经确认的主体和范围，也存在进一步细化和重新确认问题，如“严重暴力”的案件范围、暴力程度，构成“严重伤残”的最低等级，“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中对“及时”的解释，“生活困难”的认定标准，“近亲属”的人员范围等。另外，截止2012年3月20日，全国仅有17个省出台了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规范性文件，其他未予规范法院，在实践中要界定主体和范围显得更难。

（三）救助方式单一

司法救助方式，即司法救助机关实施司法救助所采取的措施。目前，我国司法制度所确认的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方式仅有经济资助，以帮助刑事被害人解决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困难。然而，不同刑事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困难不同，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有养老问题，也有监护问题；有来自刑事被害人的，也有来自其近亲属的；有可用钱解决的，也有用钱不能解决的；等等。如被害人涂某遭受贺某抢劫，涂某反抗时，被贺某用尖刀刺中心脏而亡，现有76岁年迈老母亲和23岁犯间隙性精神病儿子两位亲人，以前他们的生活来源和平日照顾全都依靠涂某；法院判决后，因贺某无赔偿能力，涂某近亲属经济损失没有得到及时赔偿，生活陷入极度困境，既包括生活缺少必要的金钱支撑，又包括因缺失原有照顾而让生存环境变得更差。从本案例看，对被害人近亲属给予经济资助固然重要，同时对其提供物质生活保障也很重要，对类似案例中自理能力差或失去自理能力的人群来说，仅有经济资助尚不够，还有待解决由此而产生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问题。可见，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所遇困难的多样性，客观上需要救助方式的多样化。

（四）救助资金无保障

救助资金“落实难”长期困绕着刑事救助工作开展。分析原因：一是国家没有专门建立司法救助资金，救助资金来源缺乏通畅渠道；二是当前救助资金来源对政府部门依赖性强。《意见》虽明确规定救助资金主要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取决于政府部门支持程度，拨付与否、拨付多少由政府部门决定，缺失强制性规定，随意性空间大；三是通过社会组织及个人捐助路径获取救助资金显得困难重重。救助资金保障不力，会酿成救助对象另辟救助蹊径，并带来不良后果：其一，通过非正当途径救助。如向上级法院、党委、政府部门进行越级访、缠访、闹访、群体访等，以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和迫使领导妥协的极端方式来寻求问题解决；其二，向人民法院施压执行。对生活极为困难、态度极为强烈、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被害人或近亲属，在被告人无履行能力或无完全履行能力情况下，人民法院为避免矛盾升级，时常自筹资金为被告人先行垫付赔偿款，这种做法给法院所带来的资金压力不言而喻；其三，违法自救。救助对象在寻求其他救助途径无果情况下，可能采取非法或暴力等极端手段获取补偿，其危害性可想而知。另外，救助资金短缺还将造成救助数额普遍偏低，与被害人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救助效果差，难实现司法救助目的。

四、探索刑事司法救助对策与路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提出，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关注，也成了刑事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理论界，学者对刑事司法救助研究成果可谓颇丰，这些成果对指导刑事救助工作开展和化解社会矛盾功不可没。然而，他们有的重视对被害人或近亲属救助而忽视对被告人或近亲属的救助；有的重视资金救助而忽视精神抚慰和社会保障救助；有的重视政府救助而忽视社会救助；等等。其救助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或短期性，不利于刑事救助工作长远机制的建立。笔者认为，构建稳定、长效、广泛、多元和规范的刑事救助工作机制，代表了刑事审判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上的发展方向。

1、建立国家法律救助制度

司法救助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责任，因此，把刑事司法救助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体现了国家对责任担当，这种做法也是现代各国的通例。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在我国刑事司法救助法律制度缺失情形下，为解决当前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特殊困难所采取的一种过度性措施，他既不同于国家赔偿，也不同于现行其他社会救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刑事司法救助工作进行立法规范则为必然趋势，也是做好刑事司法救助工作出路所在。在法律制度架构下，由中央财政统一筹措救助资金，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救助对象实施全面救助。规定救助原则，设立救助程序，成立组织机构，明确救助对象，确定救助标准，加强对救助资金的申请、审批、审核、管理、发放和监督管理等工作，让刑事司法救助工作沿着法制化方向健康发展。

2、扩展救助主体和范围

司法救助的初衷就是通过对困难人群的救助来减少社会对抗因素，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目的。因此，司法救助对象不仅要包括存在特殊困难的被害人或近亲属，还应包括同样存在特殊困难的被告人或近亲属，让他们享有同等救助权利，如果重此薄彼或顾此失彼，都可能会引发出新的社会矛盾。另外，由于救助对象所处的社会、家庭和生活环境不尽相同，个体之间在性别、年龄、体格、行为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所遇的特殊困难也呈现多样化特性，表现在资金、物质、赡养、扶养、抚养、劳动、医疗、监护等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不同救助对象有着不同的需求，“资金救助”不是万能，其不可帮助救助对象在更宽泛范围解决实际困难，具有一定局限性。困难的多样性决定了救助范围的广泛性，于是在选择救助方式时要因需而择和因人而宜，实行以资金救助为主的多元化救助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随着“人性化”执法理念深入人心和国家财力的不断充实，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扩大救助主体和放宽救助范围，让救助工作在更宽阔领域发挥化解社会矛盾作用，符合社会利益。

3、规范救助程序

刑事司法救助程序设定为“启动—审查—实施”三个阶段。

（1）启动阶段。即救助程度开始，由救助对象向办案机关提出救助申请并提供必要的相关特殊困难材料。证明困难状况、说明困难原因、提出救助人员范围、要求和方式，案件当事人近亲属提出申请的还需提供相关身份证明。案件审理期间，由案件承办人对申请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核实后，通过合议庭（或全庭成员）合议，形成司法救助意见，并答复申请人。

（2）审查阶段。刑事诉讼案件，成立由政法委牵头，由人民法院和财政部门共同参与的审查小组，对人民法院提交的司法救助意见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采取司法救助，实行救助工作民主化、公开化和透明化，避免“人民法院说了算”的做法，明确救助人员、时长、内容、方式、限度及其设定国家对申请人享有追偿权条件等内容，联合形成《刑事救助决定书》，作为救助对象接受司法救助的凭证。同时，审查小组对申请人提出的不服人民法院的救助意见进行复议，让申请人充分行使救助权利，也可避免因个别案件承办人的“暗箱操作”让应该得到救助的对象失去救助机会，使救助工作更加公平和公正。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宁波市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定

（ 2003年4月29日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2009年10月28日检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下简称预防工作），提高工作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和《关于加强和改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全市检察机关应当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立足检察职能，积极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开展预防工作。

第三条 市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各县（市）区预防科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专门机构，尚未单独设预防科的检察院，暂由控申科确定专人负责预防工作。

第四条 预防工作的范围：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所涉的单位和部门。重点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多发、易发部门、行业、岗位的国家工作人员。

第五条 预防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结合检察职能，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采取专门预防、系统预防、社会预防相结合办法，力求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六条 开展预防工作应当严明工作纪律，不准以预防工作为借口干预有关部门、单位的正常管理、经营活动；不准利用预防工作掩盖有关部门、单位存在的问题或者违法犯罪活动；不准利用预防工作为个人或者单位谋取私利。

第二章 预防工作的基本形式和内容

第七条 行业预防　

行业预防是在系统和行业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由行业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检察机关预防工作部门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和联系联络制度，开展全行业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种形式。

其主要内容有：

（一）配合系统（行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通过举办法制讲座、警示教育、检查督促等活动，增强法制观念。

（二）结合行业特点，通过个案研究类案，揭示行业内职务犯罪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对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及时以书面的形式报告党委和有关部门，为党委政府工作决策当好参谋、提供依据。

（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提出防范和遏制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制定预防措施，推广预防经验。

第八条　个案预防

个案预防是在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选择典型案件，有针对性地分析发案原因，提出防范对策、意见和建议，帮助有关单位和部门健全制度、堵塞漏洞。

个案预防应由相关业务部门提出，报分管检察长同意后开展。

反贪、反渎、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控申等部门在侦查、审查案件中发现需要开展个案预防时，要积极主动地开展预防工作。

预防部门应加强与上述部门之间的联系，共同参与个案预防工作。

主要内容有：

（一）通过查阅案卷、提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召开座谈会等方法，剖析发案原因，从中发现管理上、制度上的漏洞，写出《╳╳案件调查分析报告》，提出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整改意见；

（二）根据《╳╳案件调查分析报告》起草《检察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分管检察长审批后向发案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送达；

（三）督促发案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落实《检察建议书》提出的整改措施、书面反馈整改落实情况。对发案单位落实《检察建议书》的情况进行回访，帮助全面落实整改措施，巩固整改成果。对落实《检察建议书》不到位的，可以请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整改；

（四）注意听取发案单位对预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论证检察建议中有关整改意见、预防措施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不断改进工作。

（五）针对发案单位存在的问题，适时到发案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和法律咨询活动，提高发案单位干部职工廉政意识、拒腐意识。

第九条　预防调研

预防调研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和发现职务犯罪的规律，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和措施。

主要内容有：

（一）职务犯罪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条件、特点、规律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典型个案、类案的研究；

（二）预防工作体制和预防机制研究以及预防工作立法调研及对重大政策的论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三）强化预防调研成果的开发利用，及时将预防职务犯罪调研成果转化为党委、人大、政府和行业的政策性或规范性文件，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第十条 宣传、教育预防

宣传、教育预防是检察机关运用检察职能，依靠和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宣传场所，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扩大预防工作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警示教育、开展法制讲座、以案释法、法律咨询；

（二）召开预防工作新闻发布会、组织反腐败图片展览、发送廉政短信息、发布廉政公益广告；

（三）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网站、组织预防职务犯罪知识竞赛、发送预防职务犯罪宣传资料。

第十一条 重大工程专项预防

重大工程专项预防是检察机关对政府主导性重点工程建设中，加强与相关建设单位、工程指挥机构的联系，推动预防措施的落实，共同开展预防工作，确保工程优质，人员安全。

主要内容有：

（一）对工程建设施工、管理、监理单位等执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招投标、采购、施工、监理、验收等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指导、监督。协助相关单位在工程招标、投标、采购、施工、监理、验收环节中，建立和实施“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监督制约机制；

（二）根据工程建设中易发生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协助制订和落实预防工作措施；

（三）通过对可能诱发职务犯罪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分析，配合工程建设单位共同研究对应措施，帮助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及时堵塞漏洞；

（四）适时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和咨询活动，营造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良好氛围；

（五）协助建设单位、管理部门开展预防工作与工程质量“同考核、同验收、同评比、同总结　”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努力达到“工程优质，干部优秀”的双优目标；

（六)重大工程专项预防工作结束后，应当写出预防工作总结报告。

第三章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在预防工作中的协调配合与分工

第十二条 检察机关开展预防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业务工作。内设业务部门均有承担预防工作的职责，既要明确预防部门和相关执法办案部门各自预防工作职责和任务，又要加强工作衔接与相互支持，积极探索惩防一体化工作机制。

第十三条 预防职务犯罪部门专职负责预防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制定预防工作计划和规定，组织、协调、指导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二）分析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总结、推广预防职务犯罪经验、方法；

（三）分析典型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向发案单位提出改进、防范建议；

（四）负责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的收集、管理和利用以及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五）开展有关预防工作的法制宣传教育、警示教育和预防咨询活动。

（六）发现和处置预防工作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

（七）承办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事项。

第十四条 反贪、反渎、监所检察部门要结合办案，主动开展预防工作。在侦查过程中，注意分析发案原因，查找制度漏洞，向发案单位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书，案件侦查终结后及时总结形成个案剖析材料。每年度进行一次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综合情况分析， 研究职务犯罪的发案规律和特点，提出对策和建议并抄送预防部门。

第十五条 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要认真剖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发现可能发生职务犯罪问题时，应向有关单位发出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建议书。公诉部门要结合出庭支持公诉，剖析被告人犯罪的原因，揭露职务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开展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同时向预防部门移送职务犯罪案件移送起诉审查报告以及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副本。

第十六条 控告申诉部门要加强对举报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综合分析，掌握职务犯罪发生和变化规律，及时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议和对策，并按季度向预防部门报送线索分析材料。

第十七条 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结合办理抗诉案件，分析有关单位在管理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建议书。定期分析民事、行政审判情况，为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提供枉法裁判等职务犯罪线索。　

第十八条　政工、监察部门要按照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要求，加强对开展预防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杜绝检察干部利用开展预防工作之便进行违法、违纪活动。

第十九条 法律政策研究室以及其他综合性部门，要支持预防工作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开展对内对外的预防工作，形成检察机关预防工作合力。

第二十条 检察建议书、案件剖析报告由预防工作部门归口管理，各业务部门应将检察建议书、案件剖析报告和发案单位落实情况的回复抄送预防工作部门。反贪、反渎、监所检察部门应在案件移送起诉的同时将案件侦查终结报告抄送预防工作部门。

第二十一条 各业务部门开展预防工作的有关工作计划、记录、总结、预防协议、规定、制度等文书资料，每年均应立卷归档。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03年5月19日发布的《宁波市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由宁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上级检察院对各业务部门预防工作任务另有规定的，按照上级检察院规定执行。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