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法思维与律师、检察官、法官的使命

杨涛


　在实行成文法的国家，通常是对于案件事实如何适用法律实行的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法律条文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最后就是结论。比如，根据刑法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是抢劫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某甲以暴力抢劫他人一万元，某甲就犯有抢劫罪，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寻找法律的过程是，先从事实寻找法律，最后得出结论。
　　不过，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常人的思维理解而已，在法律工作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眼里，由于其肩负的使命不同，决定其找法思维的差异，因而，如何将现有的事实适用法律完全不是一回事。
　　先说律师吧！以前，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称律师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这一概念就是说律师也有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于是出现律师站在检察官一边说被告不好的笑话。现在我们不提“国家法律工作者”了，律师顶多就是个“社会的法律工作者”，律师拿当事人的钱，为当事人说话被认为是天经地义。那么，好了，我们看看律师是怎样找法的。比如说，现在有一起刑事案件，某甲在一场打架中将他人打死了，被刑事拘留了。律师接到案件，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注意这是律师潜意识中的“结论”，是律师为当事人利益考虑的必然的考虑，于是他能通过分析本案的事实，分析他的当事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而无罪等，如果不成立，他会再考虑他的当事人是否属于故意伤害，最后他才会考虑他的当事人是否属于故意杀人，即使是这样，他还会考虑他的当事人是否有法定的从轻处理的情节。因此，从这个假设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律师适用法律的思维完全是从结论到前提，也就是说从最有利于当事人的结论寻找法律的适用。这一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说的很好，他认为，对律师而言，由于职业特点（千方百计使被代理人胜诉），因此，他们毫无选择地从有利于被代理人胜诉的结论出发。挖空心思去寻觅有关前提（先例、规则和原则以及一切足以使法院重视的标准）。
　　一般人会认为律师是否很卑鄙，他们怎么不主持正义，反而从自身结论去寻找法律呢？这是对律师的误解，律师并不需要主持正义，他们不是国家的司法工作者，如果要说他们在为正义努力，那就是在全力维护他的当事人的利益以及他本人的利益最大化过程时，同时也是在为社会实现正义。因此，在我看来，律师不能伪造、歪曲事实，因为事实不能一目了然，然而，律师可以从他的当事人利益角度解读法律（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歪曲法律），因为法律是公开的，对法律的解读法官应当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
　　再来说检察官，检察官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同时又是指控犯罪的公诉人。检察官不能用律师的找法思维来适用法律，因为，他们肩负着“客观性义务”，就是他们既不能让有罪的人逃脱法网，但也不能让无罪的人蒙受冤枉，因此，他们适用法律的过程必须是从事实出发寻找最能适用和准确的法律。同样以某甲在一场打架中将他人打死了为例，他们就必须从其主观方面、主体、客观方面、客体等四个犯罪构成的要件来推断这一行为能适用那一条法律，如果现有的法律条文都不能将这种行为包括进去，就只能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将其释放。如果检察官有意不合适的法律适用在被告人身上，那么，这是一种渎职行为，要追究检察官的责任。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除了检察官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要主持正义外，更重要的是，检察官行使国家公权力，这是一种进攻性的权力，可以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允许其以自己臆想的法律适用于事实，公民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而律师不同，他们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权利，即使他们“歪曲”法律，也不会使他人权利受损失，并且最终作出决断的是法官，可以将律师的臆想所可能产生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那么，法官应该如何找法呢？法官是中立的第三者，是正义的主持者，也可以说，是被告人与国家的纠纷中进行裁决的第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找法的过程既不同于律师的众结论到法律，也不同于检察官的从事实到法律，而是一种判断，在检察官和律师之间从事实到法律的推论中判断谁是正确。如果法官抛弃检察官和律师的对于法律的推论，自行从事实基础上，寻找法律依据，岂不是法官自行指控又自行裁判，而且还变相地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所以，学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的司法解释颇多异议。不过，在世界各国，法官并不是完全限定在检察官与律师提出的法律条文之间作出判断中找法，法官发现两者适用法律错误并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也可以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找法适用，但条件一般是该行为包含在检察官指控的犯罪事实当中，并所适用的罪名比指控罪名更轻。比如刚才提及的某甲之事，如果检察官指控其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律师认为是无罪，法官可以根据事实在找到相应的法律后，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罪。在英美法中，通常情况下，判决中对起诉书的罪名变更是不允许的，但是，根据英国1967年的刑事法的规定，除叛国罪和谋杀罪外，如果起诉书指控的罪名“相当于”或者“明确或间接地包含着”另一项法定的罪名，那么，陪审团可以在判定被告人不构成原来指控的罪名的情况下，改判其构成其他罪名。
　　因此，由于职业的使命不同，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找法思维就截然不同，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些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特点将会有颇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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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加强预防诊断治疗非典型肺炎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紧急通知

国食药监办[2003]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中央、国务院对防治非典型肺炎（下称“非典”）工作高度重视，及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非典”防治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全面部署，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已发出《关于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药品监督和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坚持“以监督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药品监管工作方针，忠于职守，发挥职能作用，保证有关防治“非典”医药用品质量；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促进诊断、治疗“非典”药物早日上市，确保其供应和质量安全，是当前药品监管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谨科学，讲求实效，促进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尽快上市
安全有效的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是控制疫情，增强治疗效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是赢得“非典”斗争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促进有关药物早日上市。

一是建立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快速审批通道。要按照“程序不减少、给予加快，标准不降低、帮助提高”的原则，在严格这类药品的审查、质量复核、审评等程序时，实行“随到随审”，“宽进严出”措施。对国外已上市的或者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药物的审批，可以免于临床试验；对进口用于治疗非典型肺炎的药物也要按照上述原则尽快核发《进口药品注册证》；紧急进口尚未在我国进口注册的用于治疗非典型肺炎的药物，要按照程序加快批准。

二是加强与医药科研部门通力协作，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及时了解和掌握非典诊断和治疗技术的研究动态。提前介入研究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的过程，做到随时沟通，全程跟踪。要采取现场办公等多种方式，提供各种技术指导，政策咨询和便利，成熟一个审批一个，确保尽快实现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批量生产，尽早投放市场，以更加有效地预防、治疗和控制“非典”疫病。

三是严格规范和管理用于防治“非典” 中药汤剂的煎制。成批量煎制汤剂的，必须使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经卫生部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发布的《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中的处方。其他处方也必须经卫生部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推荐并经其批准发布。汤剂或组合型配方颗粒必须附有使用说明书，内容包括：处方组成、功能主治、用法用量、注意事项、贮藏、有效期、煎制单位等，确保汤剂、组合型配方颗粒的质量和使用安全。配制用于防治“非典”的医疗机构制剂必须经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局批准，必须在具有《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者取得药品GMP认证证书的药品生产企业车间配制，并在本医疗机构内凭执业医师或者助理执业医师处方使用。如因紧急情况需进行调剂的，省内调剂的必须经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跨省调剂的，必须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二、严格监管，确保上市医药用品的质量和安全
目前，已有一些用于防治“非典”药物和器械在市场流通，对于预防疾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药品监管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度，严格规范有关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行为，扶正祛邪，扬优汰劣，保证质量。

一是切实加强特殊时期煎制药物的监管工作，保证质量。中药汤剂煎制单位必须是经当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指定，并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使用配方颗粒进行调配的，必须使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的试点企业生产的配方颗粒。零售药店经营防治“非典”汤剂或组合型配方颗粒，必须从指定的煎制单位和经批准的配方颗粒临床试用单位购进。

使用《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的处方制成汤剂或组合型配方颗粒，必须按该方案中预防部分修订方案的要求，遵循医师指导使用，区别不同情况，因时、因地、因人选择中药预防处方。同时，要加强不良反应监测，发现不良反应要立即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和当地“非典”防治领导小组报告。各地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报告。

二是切实加强与防治“非典”有关的药物、器械全过程质量监督。各地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与防治“非典”有关的药物，以及呼吸机、气管插管、呼吸回路、一次性输液器与注射器、监护仪、床旁X线、医用口罩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监督，要组织专门力量、专项经费进行专项监督检查抽验。同时要监督本辖区生产用于防治“非典”的呼吸机等急救设备企业，搞好售后服务，确保质量万无一失。

三、加大药品市场秩序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当前，极少数不法分子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用防治“非典”的幌子谋取不义之财，扰乱市场秩序。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与继续深入整治药品市场秩序相结合，切实做到管制在先，狠刹苗头，重拳打击，决不手软。

一是密切关注药品市场动态，与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严厉打击非法制售与防治“非典”有关药物、器械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加强对防治“非典”药品、医疗器械广告或变相广告的检查。对打着高科技旗号、盗用权威机构名义、谎称偏方或秘方发布虚假、不实广告或变相广告的，要及时移送工商部门依法严厉查处。

二是依法严肃查处超范围经营或无证经营“非典”防治药品和器械的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指定和备案，擅自使用“卫生部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推荐的处方煎制成批量用于群体药物的行为；未经批准擅自配制和使用医疗机构制剂的，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进口未获得《进口药品注册证》药物的，都要依法尽快予以查处。

三是加强对医疗机构使用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的销毁工作的监督，坚决防止和打击重复使用的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使用劣质材料生产消毒防护用品的不法行为。

四、全力以赴，团结一致，扎实工作
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到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全力以赴，齐心协力，扎扎实实做好防治“非典”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名单附后）。各地药品监管部门必须切实加强领导，明确省局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必须建立专项工作机构，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尤其是休息日和夜间），及时准确掌握和处理各种问题。遇到重大情况必须及时报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必须严格纪律，对工作不力、不尽职尽责的，要坚决追究领导和相关人员责任，该批评的要批评，该通报的要通报，该处分的要处分。

二是加强协作，整体协调。要按照中央要求和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以及《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忠于职守，加强与物价、卫生、公安、工商、中医药、经贸、流通等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拧成一股绳，保证相关药物和器械的供应，稳定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群众理智对待防治“非典”药物。配合相关部门加强“非典”的预防、治疗，在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要结合部门实际增强防治药物宣传的科学性，防止盲目性，及时解疑释惑，防止群众的盲目从众心理，消除恐惧心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做好“非典”的预防和控制工作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对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严峻考验，必须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严格依法行政，加强药品监管，为夺取防治“非典”工作的全面胜利做出积极地贡献。


附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名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郑筱萸
副组长：邵明立 张文周
成 员：邢 富 曹文庄 郝和平 白慧良
赵晓鸣 金秀范 徐幼军 常文佐
张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