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商银行


外汇信贷业务划转方案
中国工商银行



根据内部机构改革要求，总行决定将由国际业务部管理的外汇信贷业务分别划转到项目信贷部和工商信贷部。为保证相关业务的顺利划转和交接，现提出以下方案：
一、划转的原则
外汇信贷业务的划转应当有利于促进外汇信贷业务发展，工作分工应当科学，业务衔接应当合理。根据这个原则，将外汇现行贷款、外汇转贷款、对外外汇担保、信用证业务的对内业务划转到相应的信贷部门，上述各项业务中的对外业务继续由国际业务部负责，外汇担保和信用证业务
仍归口国际业务部管理。凡涉及对外谈判、签约等涉外事宜，应以国际业务部为窗口，有关信贷部门可以参加，各相关业务部门应当相互沟通和协作。
二、划转的内容
(一)外汇现汇贷款：外汇现汇贷款包括外汇固定资产贷款和外汇流动资金贷款。按照业务性质，外汇固定资产贷款划转到项目信贷部，外汇流动资金贷款划转到工商信贷部。现汇贷款的贷后管理、贷款的收回、贷款的统计监测等职责也相应划转到项目信贷部和工商信贷部。
(二)外汇转贷款：外汇转贷款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含混合贷款)、外国出口信贷、外国贴息贷款、国际商业贷款、世界银行转贷款、亚洲开发银行转贷款、国外发行债券资金转贷款等。上述业务贷款项目的审查划转到项目信贷部。
(三)对外外汇担保：如果担保目的是直接或间接用于项目建设，这类担保项下申请企业的资信审查、项目审查及企业履约能力的审查划转到项目信贷部；如果担保的目的是用于申请企业的流动资金需要，这类担保项下的企业资信审查和履约能力审查划转到工商信贷部。为防止多头对外
，外汇担保的归口管理仍由国际业务部负责。
(四)信用证：信用证的受理、批复及统计管理工作由国际业务部负责。信用证开证企业的资信情况、履约能力及支付能力的审查工作由工商信贷部负责。
三、划转后的操作程序
根据1998年全行外汇业务工作会议精神，各行成立国际业务处，作为内设机构，负责辖内各项外汇业务的管理、监督和协调；外汇业务的营业部门以一定形式存在，并负责办理国际结算、外汇资金清算外汇会计等业务，国际业务部门仍是我行外汇业务的对外窗口。鉴于此，外汇信贷业
务划转后的操作程序是：
(一)外汇现汇贷款：各行国际业务部门管理的外汇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相应划转到工商信贷部门；各行国际业务部门管理的外汇固定资产贷款业务相应划转到项目信贷部门。外汇现汇贷款仍由借款企业向当地分行提出借款申请，由分行按有关规定审批；超越分行权限的，分行应按业务性
质分别向总行项目信贷部和工商信贷部申报。总行项目信贷部和工商信贷部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审批或报批。贷款申请一经批准，项目信贷部或工商信贷部应行文批复分行。对于分行需从总行拆借外汇资金的贷款申请，工商信贷部或项目信贷部在批准该项贷款申请之前，应事先征求国际业务
部关于外汇资金拆借的意见。分行如需向总行拆借外汇资金，应按有关规定以行发文件向总行提出申请，总行国际业务部将根据分行的外汇存款、外汇营运资金及外汇存贷比例等指标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批。
(二)外汇转贷款：因这些贷款涉及的部门、机构和连接的国际金融工具、产品较多，操作程序比较复杂，为便于同国内有关部门、国外银行、国外出口信贷保险机构和国外供货商保持良好衔接，转贷款事宜仍由总行国际业务部受理。对承接的由经贸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或经贸委推荐的申请利用各种外汇转贷款的项目，国际业务部应以书面形式交由项目信贷部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审查。项目信贷部审查之后，应将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国际业务部，国际业务部再将审查结果反馈给国家有关部门。对审查通过的项目，国际业务部负责对
外进行融资谈判、签约和融资协议的执行等项工作，同时与项目所在地一级分行就贷款项目签署转贷款协议，并将转贷款协议抄送总行和有关分行的项目信贷部门，由项目信贷部门据此同项目单位签订借款合同。总行国际业务部负责项目的对外提款工作。项目对外提款后，对转贷款项目的
监督、跟踪检查以及用款项目的还本付息等工作由项目信贷部门负责。总行国际业务部负责转贷款的对外还本付息工作。届时总行国际业务部将根据对外融资协议和与分行签订的转贷款协议的有关规定，负责从分行在总行开立的账户中扣收有关转贷款项目的本金、利息和有关费用。
(三)外汇担保：外汇担保业务属柜台业务，由分行国际业务部门受理。担保申请由分行审批，超越分行权限的担保申请，由分行行文报总行国际业务部。总行国际业务部负责对保函的合法性、保函文本以及相关的涉外事宜进行初审，同时，将有关资料转交总行项目信贷部或工商信贷部
。项目信贷部或工商信贷部负责对担保申请人的企业资信、履约能力及相关的项目可行性进行审查并按程序报批后，将审查审批结果书面通知国际业务部。国际业务部据此行文批复分行。分行国际业务部门据以对外开出担保函。
(四)信用证：分行国际业务部门负责受理开证申请，工商信贷部门负责定期对申请开证企业的开证资格进行审查，包括审查企业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或履约能力，对审查合格的企业，由工商信贷部门给予授信，并将授信企业名单转交国际业务部门，由国际业务部门根据工商信贷部门
核定的授信额度，按照总行进口信用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进口信用证的合法性，信用证的贸易背景、信用证的文本条款以及对申请人过去一年或几年来在我行开证后付款履约情况和申请人的进口资格等情况进行审查，同时负责办理具体开证等相关业务。授信企业名单之外的企业如申
请开证，由工商信贷部门逐笔对开证申请人的资信状况、付款履约能力等按有关权限和程序进行审查，由国际业务部门对信用证的合法性、信用证条款及贸易背景等进行审查，并具体办理对外开证等业务。同时，工商信贷部门与开证企业签订借款合同，落实债权债务关系，以便按时对外付
款，维护我行对外信誉和合法权益。



1998年9月18日
俄罗斯法官的独立性及法院的权利
游军编译

　　后苏联俄罗斯法律秩序的形成有赖于独立的并且拥有真正权利（特别是对于政府官员来说）的法院及法官。但实际情况是法官依附于地方党的领导，由地方党的领导决定法官的任职及得到其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待遇。与此同时，各级法院在审查对政府官员违法行为的起诉及在实现刑事诉讼程序庭前阶段的监察功能方面与检察院相比均处于次要地位。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俄罗斯法院系统改革派们尝试着通过改变法官的选拔办法及任职期限，甚至通过扩大法官权能等一系列办法来消除上述存在的缺陷及不足，尽管从立法发展角度来看改革者们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这些新法律的适用问题也遇到了重重困难，而这些阻碍也正是由于法律本身的频繁改动所造成的。
一、选举法官候选人
　　俄罗斯改革派希望通过改革选举法官候选人的体系来消除法官对政客的依附，但这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按照1989年改革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职期限从5年增加到10年，确定了有望当选为法官候选人的选举程序，并向各州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这样的法律，即由党的领导确认选举法官候选人资格，并由其批准法官的最终任命，其结果导致了这些苏维埃代表们开始自己任命法官。1992年俄联邦确立了法官任职终身制的原则，并肯定了由法官评审委员会选举法官候选人的程序。1993年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的俄联邦新宪法对法官的职权期限没有作出规定，但却相应地使1992年有关终身任职的法官的地位状况的法律生效。与此同时，新宪法赋予总统特权，由总统向联邦苏维埃提名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法官候选人，并有权任命其它联邦法院的法官。
　　但当国家杜马1993年7月授予俄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权力任命人民法院院长并确定州法院主席团成员时，叶利钦否决了这项修改意见，原因是这与由他任命所有联邦法院法官的宪法规定相抵触（最高法院除外，他只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候选人）。对于总统独揽各州以及同级别法院法官的任命大权，不满情绪充斥法院机构领导人中间，高级法官们都希望总统委员会中那些无名官员们手中握有真正选举法官的权力。相应地1994年6月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的院长联名向杜马提交了各自关于法官状况的法律修改案。草案在肯定总统在法官任命上作用的基础上，呼吁制定选拔和审核法官候选人的程序，当然这需要有对此感兴趣的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其中也包括他自己。草案还规定总统将在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中指定任命。显而易见，该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是通过保留选拔和审核候选人的现存体制与总统任命相结合的途径，从而使选举法官候选人程序免于官僚化的。1994到1996年间与任命法官相联系的一切问题的示明晰性和紧迫性，随着96年底通过的联邦宪法性法律《关于俄罗斯联邦的法院体制》得以解决。尽管新法律无疑保证了各区域及其共和国政府拥有选举法官的发言权，但也强调指出，以总统为代表的联邦政府在选举法官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法院的独立性及其改组
　　新宪法为改组法院开辟了道路，它赋予联邦各主体组建地方法院的权力，但1994年底讨论过的所有关于法院组织的立法草案（包括那些由司法部、法官协会和国家法律管理局起草的）都假定上述法院将置于联邦监督之下。当1995年国家杜马通过了俄联邦关于改革法院系统的法律之时，法院组织已确定了杜马草案中未予规定的联邦跨州法院系统，并赞同法院系统独立统一的观念。但在8月份，联邦苏维埃否决了议案并将其驳回杜马。上议会议员们反对独立统一的法院系统的立法原则和总统独揽任命法官大权这一基本观点，这些身为联邦主体行政和司法部门的领导人物，他们仍坚持更为分散的法院系统的管理。为此1996年总统委员会同联邦主体领导人达成了最大让步，即每个联邦主体均可运用自有资金来组建宪法法院和规章条例法院，并予以拨款，而且可以全权制定并公布与上述联邦主体基本法律相一致的地方指令和行政命令。
　　在后苏联俄罗斯法院和法官的现实情势十分复杂，在法官队伍中普遍性地存在干部流动性大的问题，仅在1996年初就有18％的职位空缺。成为法官就意味着地位低下，薪金微薄（这是在新的个别部门同律师工作相比较而言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法官阶层的未来女性化（1996年女法官占到法官总数的58％以上）。大多数法官都忙于大量繁多的案子，很难找到陪审员参加诉讼程序。最糟糕的是，从事法官工作成为一项危险的事情。因而通过保护法院和法官住所，从而保障法律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是新一届法官代表大会最先提出的要求，于是1，995年总统确认了《关于国家保护法官、司法保护机构、监督机构工职人员法》。另外，财政拨款成为法院走出危机和加强法院权力的出发点，1994年和1996年初通过的新法规定大幅度增加法官薪金并给予额外的优惠待遇。俄政府必须执行总统命令，即划拨资金和设备以增加法官人数，并将法院财政作为建立有秩序的联邦预算制度的首要问题。可是，当1996年预算刊登出来时，法官和法院仅得到了总统签署拨付款项的极少的一部分，拨出11.6万亿卢布支持法院整个系统意味着比上一年拨款额增加25％（实际上只达到这个数目的3／4），但这些比司法部征询意见时提出的5．5万亿卢布的1／3还要少。这期间已不存在储备用以支持如此迫切需要扩充的法官队伍和技术人员，以及修缮法院房屋或者将陪审的审判实践推广到首批的9个联邦主体。
　　法院系统改革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巩固与扩大法院权限，特别是与检察院相比较而言。审理对国家干部违法活动的起诉，成为法院活动面临的新形势。事实上，跟从前一样，向有权对违法判决提出异议的检察院投诉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检察院在完成自身监督职能过程中受理投诉案件的权力已在1995年初《关于俄联邦检察院》中得到确认。对于这些改革者来说，没有比强化实现对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监督权力更为如此重要的了。早在1993年宪法中就明确了只有法院有权批准监禁48小时及有权对任何不受侵犯的私生活进行限制（如搜查、抄查、审讯等等），但前提规定只有在杜马对刑事诉讼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之后，才能将涉及监禁程序和实施搜查方面的新法条付诸实施。因而，这条新规定并未立即付诸实施。
　　三、有陪审的审判和宪法监督
　　有陪审员的审判的恢复，使法院免于政治上压力。创立宪法法院，其职责是保障其他权力部门遵循基本法律。通过恢复有陪审的审判和建立宪法监督机构改革者们力图争取提高法律和律师的威信，甚至巩固“第三权力机构”。
　　激进改革派认为，只有把由法官和两名非专职人民陪审员作出判决的权力转让给20名可以独立作出决定的公民，才能说服俄社会司法审判的实现即停止了对政治权力的依赖。但在实行有陪审员听审中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如：较高的成本，不合适的陪审庭（其中有许多陪审庭太小，容纳不下陪审员），还有来自检察院和警察局方面的不信任和抵制情绪。但是最终俄立法者仍在俄罗斯10个地区针对特别案件（由州法院审理的）确立了有陪审的审判（此类如死刑，较为严重的盗窃和破坏行为）。在10个这样的联邦主体国家中，这样的程序事实上开始于1992年12月的萨拉托维。据现有材料显示，不顾初始的不信任，大多数被吸引而参与到有陪审员参加的程序之中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也包括陪审员自己都积极肯定了这样一条经验，即陪审员参与庭审对于消除诉讼中原有起诉的偏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1996年初有陪审的审判在俄前景渺茫。它的对立方在各个不同的权力机关发起新的攻势，这次，耗资大是他们反对的主要依据。当然，在付给陪审员高额报酬的情况下（是法官日薪的一半），实行有陪审的审判制度意味着增加了普通法院诉讼程序的开支。
　　如果俄罗斯的宪法法院真正的做到贯彻实施法律、总统命令以及与宪法相适应的政府法规，并且允许不同政权机构、不同级别权力机构之间产生争论，同时不过分地参与时政，那么它就不仅明显地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在整体上提高了法律和法院的威望。1993年10当法院站在议会立场上反对总统时，叶利钦停止了宪法法院的活动。它的重新恢复一直拖延到有关宪法法院的新法的实施及增选了6名新法官以补充现有的13名法官。在宪法法院被停止活动的一年时间内,该法院一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在1994年7月通过了关于宪法法院的新法律，取消了法院对案件特有的政治积极性，并将法院从与较高层领导人物离职相关的案件中解脱出来。新法在许多方面依据法官们自己制定的规章，力图保持法院独立于政治之外。直到1995年2月才确定了宪法院最后一任法官的任职，并允许法院在1995年3月恢复正常工作。在1995年余下的月份里和在1996年宪法法院专职解决与1993年宪法法相抵触的各种问题。但是其它法院（包括俄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远远不能一贯地在自己的司法实践中遵循宪法法院的决定，宪法法院的职权及与其他法院相互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得以解决。
　　综上所述，为了在俄罗斯建立法制，有必要改变整个社会对法律和法院的看法，甚至还要改变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客们对法律与法院的态度。俄社会非常清楚当前所处的局势，在1994意调查中显示了对法院17％低信任度。加之后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活动家们，较之他们的前辈，对法律和法院缺乏足够关注与重视的“政府法虚无主义”，都使1996革的继续深入变得不明朗。因而期待任何显著的改革成果还为时过早，为继续这一进程需要新的法律，其中包括新的刑事诉讼程序法典和新的财力资金的补充。真正法改的实现甚至要在建立了牢固的法制基础之上还须占据10更长的时间。只有当俄罗斯政治家们开始高瞻远瞩并学会达成折意见和遵章守法，甚至以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赌胜负之时，就是法律制度及未来法制在后苏联俄罗斯建立起来的时候了。
　　(本文编译自阿·卡荷拉摩恩著《后苏联俄罗斯法制发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