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8月31日经成都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00年11月30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供水管理，保障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各项用水，维护供水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供水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四川省城市供水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供水、用水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四条 城市供水坚持合理开发、保护水源与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相结合，保障供水与确保水质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城市供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供水发展规划。
第六条 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城市供水工作，并直接负责本市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五城区的城市供水管理工作。
其他区（市）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当地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卫生、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城市供水管理工作。
第七条 对在城市供水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
第八条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必须符合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按规定办理工程报建手续。
第九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
第十条 城市供水工程设计、建设单位选用的产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进入城市供水管网系统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供水工程项目的选址、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当通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城市供水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用水单位出资建设、改装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贸易结算表前的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经自来水供水企业验收合格，纳入统一管理后，方可使用。
第十三条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公共供水能力能够满足生产、生活和其他用水需要的，不得新建、改建、扩建自建供水设施。
第十四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需要增加用水的，其工程项目总概算应当包括供水工程建设投资；需要增加城市公共供水量的，应当将其供水工程建设投资交付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由其统一组织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建设。

第三章 城市供水
第十五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企业（以下简称供水企业），必须经资质审查合格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六条 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确保城市供水的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并接受卫生部门监督。
第十七条 供水企业应当按国家规定设置供水管网水压测压点，保证供水管网压力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八条 供水企业应当保持不间断供水，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暂停供水的，必须按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报经批准并提前24小时通知停水范围内用水立户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用户）。因自然灾害、爆管等原因造成停水的，应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在抢修的同时
通知用户，并报告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供水企业在进行抢险、抢修作业时，对影响作业的道路、树木等有关设施，可以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并及时告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事后，供水企业应当及时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 因供水企业工程施工、设备维修、自然爆管等原因造成连续停水超过48小时的，供水企业应当为居民生活用水采取应急供水措施。

第四章 城市用水
第二十条 需要城市供水和超过水表额定流量需要增加用水量的用户，应当向供水企业提出用水申请，供水企业应自接到申请7日内作出答复。
城市供用水，应当逐步实行合同制。
第二十一条 使用城市供水应当按照不同的用水类别分别装表计量。因用户的责任未分别装表计量的，按最高类别水价结算。因供水企业的责任未分别装表计量的，按最低类别水价结算。
供水企业应当定期派人抄录贸易结算水表并按其计量的实际用水量、用水类别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水价标准结算水费。
对居民生活用水，供水企业应当逐步实行抄表结算到居民住户。
第二十二条 供水企业用于与用户贸易结算的水表必须符合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的规定，未按期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二十三条 用户应当按期交纳水费。逾期未交纳或者未足额交纳的，应当补交并交纳滞纳金或者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用户改变用水类别、扩大用水范围、变更户名、停止（含暂停）用水的，应当提前20日到供水企业办理有关手续，供水企业应当在20日内予以答复。连续6个月停止用水又不申办停用或销户手续的，供水企业可作拆表销户处理。
第二十五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
（一）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
（二）擅自改变用水类别；
（三）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自来水供水企业根据供水管径负荷能力发展新用户，不得妨碍自来水供水企业对城市供水管网设施的统一管理、维护。
第二十七条 用户新建、改建、扩建的户内管道及其附属用水设施，其设计、用材、安装，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并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供水企业方可供水。
第二十八条 二次供水水质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建设、使用二次供水设施，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新建、改建、扩建二次供水设施，应当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遵守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二）使用二次供水设施的，应当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并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
（三）二次供水设施应按规定维修、清洗、消毒、防腐。
第二十九条 从事供水设施清洗、消毒、防腐业务，必须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其收费按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必须按规定建设配套节约用水设施。节约用水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五章 城市供水设施维护
第三十一条 城市供水设施以贸易结算表为界，表前（含表）的供水设施，由供水企业负责维护；表后的用水设施，由用户或者产权所有者负责维护。
消防、园林、环卫等公共专用供水设施，由申建部门管理和维护。
第三十二条 供水企业应当按规定对其管理的供水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确保安全运行。
第三十三条 城市供水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种植根深植物，建造建筑物、构筑物；
（二）开沟挖渠、挖坑取土、堆压重物、掩埋阀井和水表；
（三）打桩、爆破或者顶进作业；
（四）排放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堆放有毒有害物质；
（五）其他危害城市供水设施安全或者损坏城市供水设施的活动。
第三十四条 涉及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供水企业查明地下供水管网情况；可能影响城市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应当与供水企业商定保护措施并负责实施。
第三十五条 禁止擅自改装、迁移、拆除城市供水设施；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迁移、拆除城市供水设施的，须经供水企业同意，并经城市供水、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六条 未经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同意并经城市供水、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不得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
禁止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直接与城市供水管网系统连接。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启闭城市供水设施以及园林、环卫、消防等公共专用供水设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改变用水类别的；
（二）扩大用水范围或者变更户名不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的；
（三）使用二次供水设施未注册登记的；
（四）不按规定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维修、清洗、消毒、防腐的。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或者未按规定检测水质的；
（二）擅自停水或者未按规定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未及时抢修供水故障的；
（四）擅自启闭城市供水设施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
（五）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
（六）阻碍自来水供水企业发展新用户或者妨碍其对城市供水管网设施进行维护、检修的；
（七）未经批准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防腐业务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予以赔偿。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任人应当赔偿损失；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二）未经批准新建、改建、扩建二次供水设施的；
（三）未经批准新建、改建、扩建自建供水设施的；
（四）未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或者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施工的；
（五）城市供水工程或者二次供水设施设计、施工选用不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的产品的；
（六）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七）将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单位的生产用水系统直接与城市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八）擅自改装、迁移、拆除城市供水设施的；
（九）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除按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规定处罚外，情节严重的，经市或者区（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法律、法规规定由卫生、质量技术监督或其他部门决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3日
论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与对策

王小芳 涂斌华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过于原则，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笔者在对立法缺陷一一进行剖析后，提出了自己关于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希望对我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 民事抗诉权 抗诉事由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规定

依据通说，民事抗诉权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存有错误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按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诉引起再审的法律监督权。
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主要或者说是只对刑事案件进行抗诉，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只能十分有限行使。我国法律对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散见于《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关司法解释之中。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却没有作任何规定。
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试点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该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只限于对违法的生效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对民事、经济判决、裁定不在抗诉之列。
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才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权。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对抗诉作过一些司法解释，主要有最高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细则》等。
我国上述法律虽然对民事抗诉权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且法律的适用环境发生变化后，仍未对其进行修改，体现不出清晰的立法思路和理念基础，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二、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这一制度设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司法运作方式基本相切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重刑轻民”的观念，检察机关极少涉足民事案件的监督和抗诉。从近几年来民事抗诉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虽对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已越来越背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其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一）民事抗诉权不完整，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无权抗诉。
对于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能否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与《民诉法》作了不同的规定。 《刑诉法》第18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一审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这就赋予检察院对法院的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不管是否生效都可以抗诉的权利。而《民诉法》却规定检察院只能“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条件的抗诉。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再次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能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对其抗诉亦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这种监督是案件终结后的‘事后监督’。” 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使检察院的抗诉权，不是完整的抗诉权，只是产生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事后”抗诉权。《民诉法》第185 条确认的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的事后监督模式，排除了检察院在民事检察监督方面事前行之有效的其他监督方式和手段。实际上，这是将宪法赋予检察院的完整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检察方面予以割裂，只是部分地授予检察院。
（二）抗诉事由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抗诉运作上的较大分歧。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或公共利益范围内提起抗诉，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事由，但规定了它有两项权力：一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抗诉；二是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例如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三）抗诉权行使的要件不明确，缺乏对滥用抗诉权的有效防止。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造成了少数当事人的投机心理。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同时也给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由于抗诉再审不需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也不受终审裁判审级的限制，于是少数当事人不上诉，等待判决生效以后直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抗诉，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极大消耗，极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
（四）抗诉权的行使无法定时限的要求，使生效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二年，但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只规定是事后监督，却没有期限上的约束。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直接违背了立法者追求民事秩序稳定的立法原意。
（五）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抗诉的程序模糊，检察机关抗诉的单方倾向性，有悖于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其出发点在于以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维护国家利益而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一般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提起抗诉从而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客观上就是支持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另一方当事人自然与检察机关产生对立情绪，庭审气氛常常出现不协调的情形。有的当事人直接与检察机关派出的检察官进行陈述和辩论，甚至经常发生言辞冲突，有损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威信。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讼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均衡格局，而且影响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明确界限。
（六）抗诉权的行使方式与条件缺乏相应的规范。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权利”，国家权力理应避免强行介入。但目前的民事抗诉案件中，绝大多数是检察机关出于接受一方当事人的申诉，为其民事私权而启动再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机关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抗诉；有些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申诉一方当事人放弃申诉请求。法院商请抗诉机关撤回抗诉，但其仍然坚持提起抗诉，从而迫使当事人继续参与到已经启动的再审程序中。
（七）民事抗诉权的审级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理解于运用上的冲突与混乱。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４条规定，抗诉案件可以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至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权限如何进行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对此存在认识上的不同，法院认为，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未规定应由原终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审。相反，民诉法第１８４条规定原则上由原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裁判，而上级法院提审只是一种例外。检察院系统则主张向同级法院抗诉并由同级法院审理。其理由是保持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同进行再审的人民法院相对应，“如果向原审法院提出抗诉并由原审法院审理，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会违反司法工作中同级相对应的原则” 。
按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上级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抗诉的法院大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将检察机关置于一般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这无疑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意。如果由原审法院对自己的裁判结果进行重新审查，尽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基于人的本性和单位本位主义考虑，仍然不能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结论，同时也使当事人在心理上一直不能放弃继续申诉的决心。有数据显示，抗诉案件由上级法院提审的改判率明显高于由原审法院再审的案件。但是，如果所有民商事抗诉案件都集中于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将面临难以承受任务之重，不利于“将矛盾消化在基层”精神的实现。因此，强调抗诉案件原则上由原审法院处理，并非一律都交由下级法院再审，应该由最高法院以解释形式作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　　

三、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


上述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一方面使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受到局限；另一方面，造成民事抗诉制度在运作上出现不少混乱和“盲区”，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所要求的对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此，笔者以为，应从一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规范与行使：
（一）加强民事抗诉权的立法，使之具体化，可操作化。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规定与司法解释关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则性规定的曲解，可以首先通过立法解释来予以解决，由任何某一司法机关对此作出解释的做法显属不妥。根据１９８１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二）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条件，既要防止检察机关不当地行使民事抗诉权损害私权，更要防止民事抗诉权的滥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民商事纠纷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对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也是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在民事案件中，应以意思自治为其基本的出发点，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以及对诉讼上某些权利的支配和处分，均应依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而定。从民法角度看，当事人有权对民事权利进行处分，亦可放弃请求权。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具有检察监督职责，这是宪法的规定。但检察机关不能对民事私权进行不当干预。就此意义而言，即我们要限制民事抗诉，也就是指民事抗诉范围仅限制在为国家和公共利益而提起。
（三）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事由。首先应详细列举出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将现行民诉法第185条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同时，为了保证民事抗诉的严肃、合理和有价值，就应规定不得提起民事抗诉的限制情形：1、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2、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在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3、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4、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之必要的，不得提起抗诉。

四、结 语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一种针对司法现状的必要设置。为了保证这种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能形成良好的制约与抗衡机制，保证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检察抗诉权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前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进行改良，严格抗诉再审的适用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抗诉机制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司法公正。
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与力度的加大，笔者认为，最终应当以实现审级制度改革为前提，逐步取消民事抗诉制度。我国目前实行两审终审制，这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的审判惯例是不相符的，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司法制度应当与经济制度同样与国际接轨，应当有所突破。若审判采三审终审制，附带再审之诉，则在民事审判中，完全可以取代现行民事抗诉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对少数疑难、复杂民事案件提高审级，使司法终审裁判权由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行使，从而使终审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较高级别的法院法官相对高的素质也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可靠保证。以此为前提，审判监督制度可以从改革再审事由入手，确立再审之诉制度，即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交给当事人根据再审事由来启动，完全取消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入，褪去我国民事诉讼中长期固存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有待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学院两课部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