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政府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安顺市人民政府令第24号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04年9月2日经市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1月8日起施行。

市 长：慕德贵
二○○四年十月八日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管理，延续历史文化环境，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实施可持续发展和旅游兴市战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统一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建设部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以下简称《保护规划》），结合安顺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建设坚持保护真实性历史文化遗存，维护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的原则。

第三条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管理实行统一领导、部门管理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办法。市城市规划、建设、文物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建设管理的具体工作。各级各部门应当尽职尽责，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有计划、有重点地对确定保护的建筑、构筑物及历史地段进行维护和整治，并有计划、可持续地利用所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物、构筑物等作为参观游览场所。

第五条 政府实行多渠道融资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管理工作。

第六条 政府利用古城历史遗存和革命遗迹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民爱护古城和保护人文与自然资源的意识，凸现走进历史、走进文化的古城个性，全面提升城市品味。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义务，并有检举、控告和制止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的行为。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对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历史文化街区的划定与布局

第九条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管理范围为：东起若飞中路，西至若飞北路，中华东路以北，若飞北路以东，清泰庵、人民路以南，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王若飞故居和灵泉寺的保护范围。总用地面积35.11公顷。

第十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对象与重点
（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核心内容是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及院落群体。主要为王若飞故居、文庙、武庙、县学宫和清泰庵，以及谷氏旧居、戴氏老宅等。
（二）保护能够体现安顺地方明清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相对价值较高的传统民居。主要为沿中华东路友爱路段、大箭道、铜匠街、蔡衙街、炮台街两侧的传统民居和街巷。
（三）保护传统街巷的空间格局，清理影响街道空间的障碍物，强化历史街巷与贯城河的空间格局与视线通廊。
（四）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外，一些具有同样历史价值的历史遗存，原则上在原址划定界线就地保护或作异地移植。

第十一条 保护按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风貌协调区三个等级控制，其中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据《文物保护法》，按照《保护规划》进行保护。
（一）核心保护区保护：沿大箭道、铜匠街两侧一至四进院落，沿炮台街、蔡衙街两侧一至三进院落，沿中华东路北侧传统民居院落，安顺文庙、武庙的周边地段以及贯城河沿岸传统民居的地段，依据《文物保护法》和《保护规划》进行整治，严禁随意改变建筑原貌及周围构成的整体环境。如确需进行修缮，必须按照《保护规划》要求。
（二）建设控制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除核心保护区和文物保护单位以外区域为建设控制区。此地带内的建筑物、街巷不能受破坏。如确需改动的，必须依照《保护规划》按传统风貌设计施工。
（三）风貌协调区保护：在历史文化街区规划范围以外30-50米的地带界定，其新建建筑要与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相协调。具体界线由市规划管理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布局以府文庙、大箭道、铜匠街、蔡衙街、炮台街为框架的核心点，由贯城河S型河道穿插串联，组成有机的整体布局：
（一）由文庙及开辟文庙广场构成核心旅游服务区；
（二）由贯城河两岸沿滨水步行道构成休闲观览带；
（三）以大箭道为核心构成传统商业风貌街；
（四）以蔡衙街两侧民居为主题，整治恢复明清时期传统民居的整体风貌，构建传统民居观赏区；
（五）沿中华东路东门桥至武庙段整治为民国时期风貌特色的商业街；
（六）选择重点，整治传统民居院落，作为传统民居旅店或展示传统民俗等形式保护利用。

第十三条 恢复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传统街、巷、桥名称：科学路恢复大箭道、新黔路恢复铜匠街；平等路恢复蔡衙街；人民路恢复玄坛街；信义路恢复杀猪巷；公园路恢复炮台街；新桥恢复三元桥。

第三章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管理

　 第十四条 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管理：
（一）在历史文化街区内，建设项目的性质、布局、面积、高度、建筑体量、建筑风格、色彩等，必须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保护要求，并与周围环境、风貌相协调；
（二）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所有建设活动，包括新建、维修、改造房屋、广告设置、管线埋设、开挖道路等，必须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相关手续，凡未办理手续视为违法违章建设；
（三）凡属历史街区内的保护建筑，不允许拆建，可采取保护修缮，即保护建筑原形制，更换个别损毁的建筑构件，做到“修旧如旧”；
（四）对《保护规划》和规划部门确认的对街区整体风貌影响不大的原个别砖混民居和建筑，可采取改造保留。按规划要求，做到“整旧如故”，与街区风貌相协调；
（五）历史文化街区的市政设施必须严格按照《保护规划》要求设置和改造；
（六）属于《保护规划》确定的拆迁范围内的建筑不能改建、扩建、加层新建；
（七）清理整治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内乱搭乱建的违法违章建筑；
（八）为保证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建筑的修缮，保持其原真性，凡老城区改造，所有具有一定历史年代且能用于历史文化街区修缮的建筑材料及构件，一律不得损毁和出售，并由专门机构收集保管，专用于历史文化街区建筑修缮；
（九）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1．违反保护规划的大面积拆除、开发；
2．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构成影响的大面积改建；
3．损坏或拆毁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4．修建破坏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5．占用或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和古树名木等；
6．其他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构成破坏性影响的活动。包括设置破坏或影响风貌的广告、标牌、招贴、建筑小品等。

第十五条 历史文化街区土地管理：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所有土地属国有土地，实行“凭证管地、持证用地”，土地使用者的合法利益受到法律保护；
（二）历史文化街区国有存量土地及空坪隙地，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
（三）不准侵占道路、街巷、广场和公共绿地；
（四）不准占压下水管道和管线沟。

第十六条 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保护管理：
（一）不准侵占街道和公共绿地进行建设活动；
（二）不许在街道上摆设摊点、撑棚打伞、乱放杂物、排放污水或乱扔垃圾；
（三）历史文化街区内街道，除经批准的如消防、市政、旅游等特许车外，其他机动车禁止通行。步行街禁止车辆通行；
（四）凡在历史文化街区设置管线一律埋入地下，不准外露，对已安装外露管线的责令限期整改；
（五）禁止白天7∶00—19∶00时在历史文化街区街道上拉运建筑材料、清运垃圾；
（六）在施工中不得损坏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

第十七条 历史文化街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一）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园林绿化，鼓励单位和居民搞好庭院绿化和立体绿化；
（二）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绿地、古树、花草实行保护。对现有古树登录造册，挂牌管理。未经园林部门批准不得移植树木；
（三）不准在历史文化街区周边开山炸石、打沙、取土和破坏山体自然风貌；
（四）治理街区内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及噪声、振动等公害。对严重污染环境、危及文物安全、破坏环境风貌的单位，依法责令其停业、限期治理或转产、搬迁；
（五）不准在历史文化街区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和燃放烟花炮竹；
（六）居住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必须做好卫生、安全、防火、防灾工作，预防灾害发生。

第十八条 历史文化街区贯城河管理：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贯城河，保证河道水体清洁和贯城河两则步道、护栏清洁美观；
（二）不准侵占河床、水面、阻塞河道、污染水源；
（三）不准向贯城河倾倒垃圾和排放粪便、污水；
（四）不准破坏河道两岸原有的地形地貌，严禁在河道内挖沙、取石、掏取他物；
（五）未经批准不得在河道从事商业营运。

第十九条 历史文化街区环境卫生管理：
（一）不准在历史文化街区街道乱丢果皮、乱扔垃圾，不准在街道两侧乱贴、乱画；
（二）不准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门窗上安装钢筋、铝合金、钢丝等防盗网；不准在街区门面安装雨蓬；
（三）不准损坏文物古迹、环境小品、花台、花卉、古树名木、路灯、消防、路牌、路标、垃圾箱等公共设施；
（四）单位、住户必须严格执行门前“四包”责任制，即包卫生、包绿化、包交通、包治安；
（五）居民生活垃圾必须实行袋装、桶装，并由环卫部门统一指定摆放处，环卫工人定时定点收集清运。生产和建筑垃圾应由生产和建设单位或个人负责及时清运。

第二十条 历史文化街区商业旅馆管理：
（一）凡在历史文化街区内开设店面、娱乐场所、旅馆的，必须严格按照《保护规划》，经城市规划、环保、文化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消防部门批准后方可开设。鼓励恢复传统店面和传统作坊。对未经主管部门核批已开设的店面、旅馆等，要严格按照《保护规划》及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审查和整治；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店面提倡经营民族工艺品、美术品、传统食品、文化用品等；
（三）经营户要树立良好文明经商意识，遵守职业道德。

第二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房屋管理：
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直管公房，凡住户迁居的，不得转租他人，由房管部门收回；自管公房，非本单位职工不得居住，凡转租的，一律由房管部门收回；对直管公房铺面由房管部门进行清理，需要继续租用的，办理有关手续，不得租用的，由房管部门收回；凡私人住宅或铺面，需要出售的，政府可优先收购。房管部门收回的住宅，作为政府廉租房安置住房特困户；收回的铺面按照《保护规划》实行出租，其收费用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第四章 文物保护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将市区内各类文物单位分门别类，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市区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挂牌保护管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作出标志说明。对重点名宅名居实行重点保护，挂牌管理。

第二十三条 属市区内重点保护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允许拆毁、改建、扩建、新建等；对确已损坏的只能按原样用旧材料进行修缮。

第二十四条 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心范围内的影响文物保护和景观的建筑，要逐步清理拆除。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文物保护单位，凡居住在内的住房要逐步迁出。确需使用文物保护单位的，并承担所需保护、维修费，接受文物部门的监理。
第二十六条 文物管理单位对保护区内的古民居进行普查登记，设置保护标志，建立记录档案，并将记录档案报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文物建筑、古民居、古院落管理使用者应当负责日常巡查和维护、修缮、抢险保护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古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对所管理使用的古建筑，不按照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修缮，或者发现险情不及时抢险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具有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修缮、抢险，所需费用由负有修缮、抢险的古建筑管理使用者承担。

第二十九条 文物保护管理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挖掘、私分和非法隐匿文物；
（二）强占或危害文物保护单位；
（三）破坏、损坏文物建筑及其保护设施；
（四）未经批准从事文物或文物监管物品的经营活动；
（五）其他违反文物保护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条 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参观游览场所，应从门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部门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文物的安全。
参观游览者应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及文物保护单位有关管理制度爱护文物及其设施，不得刻划、涂污或者损坏。

第三十一条 加强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对流散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挖掘和整理，扶持教育研究机构培养有关专业人才以及名老艺人传徒、授艺。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和民间手工艺的整理和研究，保护、利用和发展传统工艺。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凡有本办法所列禁止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分别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于不服从管理人员管理，对管理人员威胁、辱骂、恐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三条 管理人员必须秉公执法，不得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追究其责任从重处罚。

第三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依据本办法规定制定具体保护管理细则，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4年11月8日起施行。

　
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消极影响

廖修文

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所涉及的焦点之一，即是否全面废除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或者有限制地保留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为了左右案件的审理结果，放下代表中立的法锤，走下审判席收集证据的情况逐渐增多，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全面废除法官收集证据的权力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
一、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法律依据及特点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证据有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的权力。1997年刑事诉讼法继承了这种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这种规定赋予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完全相同的调查取证的权力，使法官在刑事诉讼中也具有侦查职能。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不仅在法庭上具有这种权力，而且可以将这种权力延伸至庭外。不仅如此，法官在“必要时”，还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在这种制度下，法官不仅具有审判机关的审判权，侦查机关的侦查权、检察机关的指控权，甚至还具有辩护人的辩护权，法官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扮演任一角色。
二、法官收集刑事证据在制度上的缺陷
（一）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本身的规定，而且违反了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负责收集证据，检察机关负责复核和审查证据并决定是否提出指控，辩护人负责收集和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的证据，审判机关负责审理案件并依法作出判决。这是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宪法的规定便是一纸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对宪法的规定进行了重申。然而，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官职能的规定却否定了宪法规定的这一前提，混淆了法官和检察官、侦查人员的职能。
（二）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当对某一证据是否存在疑问发生分歧时，对于检察机关公诉人来说，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申请延期审理，对于这一申请，法官应当同意；对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来说，可以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对于这一申请，法官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重要的是，法官还可以依职权决定庭外复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这一规定表明，在决定是否进行调查核实的问题上，完全取决于法官对证据的认识和判断，法官认为需要调查核实就调查核实，法官认为不需要调查核实就不调查核实，控辩双方都很难监督。有人认为法官休庭以后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不是收集证据，但法官庭外调查核实的手段就是收集证据，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新的证据。不仅在决定是否进行调查核实的问题上取决于法官，而且在具体如何操作上也完全取决于法官。根据有关规定，在调查复核时，法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一般都是根据取证可能得到的结果来决定是通知检察人员还是通知辩护人，即如果即将取得的证据可能有利于指控则通知检察人员到场，然后要求由检察人员来出示这种证据；如果即将取得的证据可能有利于被告人则通知辩护人到场，然后要求由辩护人出示这种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人员和辩护人都沦为法官左右定罪量刑的工具，法官完全可以通过调查核实的形式，合法地补充新的证据，以便改变罪名、改变量刑档次或者量刑幅度。
（三）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法官应当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作出有罪判决或者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包括绝对无罪的判决和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这说明法官在指控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而不是退出法庭收集证据。法官收集证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侦查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的重复，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成本。不仅如此，法官收集证据还需要时间，延长了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对于被告人来说，迟延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判决。
三、法官收集刑事证据在法理上的冲突
在人类法律制度的发展史上，侦查权、检察权从审判权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专门职能部门，是人类诉讼活动的一大飞跃，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彻底摧毁了封建时代法院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于一身的专横司法体制，推动了刑事司法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自己的司法体制时都批判地借鉴了这种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分离的模式。现代主流刑事诉讼模式为三角形，即检察官担任控方，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证据；被告人和辩护人是辩方，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居中裁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总体上确立了这种三角形的诉讼模式，但在法官具有收集证据的权力这一点上明显与这种诉讼模式相冲突。
（一）与法官专司审判职能的原则不符。根据世界各国对法官职能的设定来看，法官的主要职能就是审理和裁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条也规定了相同的内容。这种规定意在强调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但强调司法独立并不是要司法单干，不是要某一机关包办一切。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的唯一职能就是审理和裁判，没有侦查职能和追诉职能，也没有辩护职能。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法官具有调查取证的权力，这一权力不仅可以为审理和裁判服务，也可以为侦查和追诉服务，还可以为辩护服务，实际上使法官同时拥有审判权、侦查权、检察权和辩护权。
（二）与法官居中审理和裁判的地位不符。法官严守中立地位是世界刑事诉讼的主流，但我国人民法院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浓厚的非中立色彩。《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种表述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警察法》关于检察职能和警察职能的表述基本相似，混淆了审判权、国家监督权和行政管理权。法官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调查取证权正是这种规定的具体体现。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是听证者和裁判者，如果法官可以收集证据并将这种证据用于指控被告人，则法官就会充当第二公诉人；如果法官将这种证据用于为被告人辩护，则法官就会充当第二辩护人。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调查取证权的法官很难居中裁判，很难严守中立地位。
（三）与举证责任不匹配。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出于指控犯罪的需要，必须举证并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辩护人出于辩护的需要，也必须举证并达到优势证明的要求，而法官是不必承担任何举证责任的，法官的职责在于判断某一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法官自行收集证据，这种证据将由谁来举证呢？如果由公诉人或者辩护人举证，而公诉人和辩护人不是收集者，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负责，因而不应当承担这种举证责任；如果由法官自行举证，则法官应当受到公诉人或者辩护人的盘问以便质证，法官必将陷于尴尬的境地。实践中，法官多为自行取证，自行举证，自行采纳，这实质上是自侦、自控或自辨，然后自审、自判。
四、立法和司法建议
不可否认，法官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准确打击刑事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司法改革的深入，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消极作用日益突出。这种超职权主义的立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不仅损害了程序公正，而且损害了实体公正。笔者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时候，彻底废除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