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遏制保险公司通过虚开中介发票非法套取资金行为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07:37:50   浏览:939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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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遏制保险公司通过虚开中介发票非法套取资金行为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遏制保险公司通过虚开中介发票非法套取资金行为的通知

保监发〔2009〕14号


各保监局:

  近年来,各保监局在查处保险公司通过保险中介机构虚开发票非法套取资金行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从查处的典型案例看,保险公司利用保险中介机构虚开发票,以达到套取资金等不法目的、保险中介机构通过虚开发票收取好处是虚开发票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遏制虚开发票行为,标本兼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检查保险中介机构虚开发票违规行为时,要延伸检查涉及的保险公司,查清套取资金去向和用途。各保监局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防止因不同处室承担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的检查任务而影响检查工作的整体效率。

  二、要对涉案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一并处理,标准一致。要区分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所应承担的责任,避免处罚不相称、治标不治本的现象发生。构成犯罪的,应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等单位,追究刑事责任。

  三、要对因虚开发票受到行政处罚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在行业内通报,强化相互监督。

  四、保监局在上报保监会审批的保险公司或中介机构因虚开中介发票的处罚事项请示中,要将涉及违法违规对方的处理情况一并说明,对违法违规对方不予或减轻处罚的要说明理由。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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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依靠科技促进粮食增产的奖励办法(试行)

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依靠科技促进粮食增产的奖励办法(试行)
山西省政府




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推广农业技术的积极性,加快普及农业增产技术,促进粮食生产,省人民政府决定从1988至1990年,专设依靠科技促进粮食增产奖。
一、奖励对象
凡在粮食生产年度连续在乡、村直接从事农业技术承包、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三个月以上,促进粮食显著增产,达到受奖标准的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和人员(包括直接参与的乡镇干部)均可按规定申报粮食增产奖。
二、奖励条件
通过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应用农业增产技术,使当年的粮食总产量突破当地历史最高水平(按统计部门的统计年报计算,下同)或超过当地前三年粮食平均总产量的县,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获得粮食增产奖:
(一)从事立体农业技术承包,其承包粮田连片面积在五千亩以上,粮食平均亩产量五百公斤以上,每亩平均收入一千元以上;
(二)从事农业新技术承包,其承包粮田连片面积在五万亩以上,粮食平均亩产量五百公斤以上;
(三)从事单项或综合增产技术推广,其推广面积占到全县粮田面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四)从事农业技术培训、指导、咨询和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其指导、服务的面积占到全县粮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从事技术性开发,经济效益大,对我省粮食生产有较大影响的项目,授予特别奖。
三、奖励标准
符合奖励对象和奖励条件的人员或单位,经申报、评定后,均颁发奖状和荣誉证书;
符合奖励条件(一)或(二)者,发给奖金三千元;
符合奖励条件(三)或(四),全县粮食总产量超过前三年粮食平均总产量者,增产五百万公斤,或者增长幅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发给奖金一千元;增产一千万公斤,或者增长幅度在百之二十五以上,发给奖金二千元;增产一千五百万公斤,或者增长幅度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发给奖
金三千元;增产二千万公斤,发给奖金四千元;增产二千五百万公斤以上;发给奖金五千元。符合奖励条件(三)或(四),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历史最高年产量水平,增长幅度在百分之十以上,发给奖金三千元,增长幅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发给奖金五千元。
符合特别奖条件者,奖金另定。
四、评奖办法
(一)山西省依靠科技促进粮食增产奖,由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省农牧厅负责组织和评审工作。各地(市)农牧局负责所辖区内的报奖及授奖后异议处理工作。
(二)申报山西省粮食增产奖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由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组织检查验收。凡符合报奖条件的都要填写呈报表,并附技术实施方案(合同);总结材料;乡、村证明材料、验收证书各一式二十份,由各地(市)农牧局审查后于翌年一月底前报省农牧厅。
(三)评报山西省粮食增产奖,不设重复奖。
(四)山西省依靠科技促进粮食增产奖,实行精神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凡属集体的发给奖状,主要参加人员发给荣誉证书,所发奖金集体与个人各半;凡属个人的均发给荣誉证书和奖金。
(五)凡属集体报奖项目,最多可填报三十人,个人合作项目,最多可填报十人。
(六)报奖成果要在当地公布,增加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
(七)报奖所有数据、材料必须真实,如发现弄虚作假者,要撤销受奖资格,追回奖状、奖金、荣誉证书,并视情节通报批评,直至给予行政处分。
(八)本办法由省农牧厅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从1988年起试行。



1989年5月28日


同居关系案中的消极诉讼行为

徐 亮 李志刚 张向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将男女双方均无配偶而未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定性为同居关系,取消了非法同居的提法。同时也对同居关系和事实婚姻作出了新的界定和程序性概括。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对解除同居关系案件能否准予撤诉,是否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等问题未予明确。此外,案件中往往还会遇到原告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或应交案件受理费而不预交,申请缓、减、免交而未获批准仍不预交等情形,甚至还有在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同居关系后又因和好而仍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对这些消极诉讼行为究竟应如何处理,确为审判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小事,实则很困扰人,有时为了开庭,只好“上门服务”,加大了工作量,也加剧了案件多而物质装备严重不足的矛盾,有时眼看审限临近届满,却无法结案。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第三十五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显然,未办理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关系具有违法性。由于受到传统民间习俗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这种行为涉及的人为数可观,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修订后的婚姻法新增了“补办登记”这一柔性规定,给实施这种行为的人们一个最后补救的机会,同时也不失为一种以利于保持社会关系稳定的权宜之计。反映了法律正视现实和对待这类客观存在的现象所持有的一种灵活的变通的态度。婚姻法解释(一)亦对此类行为人进一步作了规定,即“未补办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明确了未补办的法律后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未强调该行为的“ 非法”性。立法上这一微妙的变化,体现了涉及人类感情生活的婚姻家庭纠纷的特殊性和“特事特办”的务实态度。
婚姻法具有民法的本质,属私法范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一处分原则是根据列宁提出的国家干预
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确立的。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上的处分权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受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当事人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处分权,人民法院有权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正确、合法直接进行审查和监督。但这种审查和监督、干预毕竟是有限的。仅限于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不予批准或确认无效而已。如前所述,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当然应对其予以适当的干预,但过去实行的“一律予以解除”和“给予适当的民事制裁”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这种提法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民事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要求“离婚”(解除同居关系)的男女双方如中途和好,要求撤诉,也即不再寻求公权的救济时,此时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民法院虽然不应准予撤诉,因为准予撤诉是对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的放纵。但也不宜再“穷追不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判决予以解除,完全可以裁定按撤诉处理,终结诉讼,案件视同为没有起诉。那种一律解除的作法不仅有违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要求,同时也有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涉之嫌。事实上这样处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在不准予撤诉的裁定中,仍然要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即:告知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的。至于当事人是否补办登记,是否“一去不复返”,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只能寄望于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上。但如果被告方提出反诉,也即一方当事人仍然积极寻求司法救济,或原告出于其他原因撤诉,当然应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受理前仍未补办登记者判决解除其同居关系,而且必须解释。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如能调解达成协议,则另行制作调解书,如调解不能,则应根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和双方的具体情况一并作出判决。
不管是否准许撤诉,当事人和好后,往往会出现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形,甚至判决解除同居后有时因重新和好又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对此,人民法院绝不会动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强行推动诉讼进程,“法不责众”,而对这样为数众多的人群,强制去干预他们的“私生活”,似乎有代行行政权之嫌,而且也于法无据。非止法院,其他执法机关也没有干预这类行为的法律依据。毫无意义的干预不仅无助于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反而会损害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实为法律的无奈,司法的“尴尬”。
司法活动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一部法律的贯彻实施中,如果民众对法律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视之为“恶法”;如果公众远离司法,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我们无视国民特有的文化心理特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没有公众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的信仰和对法律的普遍遵从、认同,没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一味积极地干预,又能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最后,再同刑事自诉案件作一下比较。我国刑事诉讼法亦赋予自诉案件当事人以自行和解、撤诉等权利。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主持下调解解决。如被告人未提出反诉,自诉人的撤诉申请应予准许。自诉人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按撤诉处理。刑事(自诉)案件尚可如此处理,作为民事纠纷性质的解除同居关系案,更不应对其毫无限度地过分干预,不该出手就别出手。当事人怠于寻求公权力救济时,应及时以撤诉结案,绝不再为其浪费司法资源。放弃过去哪种管得过多过宽的印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陈旧观念和力所不及的无奈吧,效率才是优位的选择。
总之,对同居关系案,“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的提法是过时的,不具有现实性、实务性和科学性。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