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发展/李晓庆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8: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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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的正式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家机关无责任的状态，确立了国家侵权赔偿制度，公民的合法权益因国家侵权获得赔偿具有了法律依据。然而，该法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加以规定，许多案件的受害人仅能依据该法获得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害却得不到丝毫的抚慰，这使得《国家赔偿法》的处境甚为尴尬。现实生活中诸如“麻旦旦案”、“孙志刚案”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况比比皆是。
所幸的是《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已于2010年4月29日通过，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定了因国家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立法进步。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保护其国家成员的生命、肢体完整、财产交易、家庭关系、甚至生计与健康。法律使人与人无需为防止对他们隐私的侵犯而建立隐私制度。它通过创设有利于发展人们智力和精神力量的有序条件而促进人格的发展与成熟。”在《国家赔偿法》中，增加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确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表明了法律的价值取向，体现出国家对精神利益的肯定和尊重。
（一）西方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比较研究
事实上，与民事领域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一样，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西方国家赔偿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过程。近代初期，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贯彻绝对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其侵权行为法完全以金钱作为判断损害是否发生的标准，大陆法系国家基于罗马法“债务必须具有金钱价值”的观念，英美法系国家以“非财产损害以同时造成了物理损害”为要件，从根本上否认了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原来的完全否定发展到后来的予以支持，并从民事立法引入国家侵权赔偿立法，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进程。
1、英美法系国家
在英国中世纪，英王是国家的象征，遵循“英王不能为非”的原则，英王是没有错误的。既然没有错误，自然也就没有责任，英王所代表的国家政府是不对国家侵权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此后1947年英国颁布的《王权诉讼法》排除了“英王不能为非”原则的适用，肯定了基于国家侵权行为应承担的国家赔偿责任。只要是英国政府作出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统称为王权诉讼，而王权诉讼又属于一般的普通法诉讼，其适用普通法的一般诉讼规则，即民事诉讼。
在美国，因国家侵权引起的赔偿责任经历了“国家主权豁免”到法律明确予以肯定的过程。美国《联邦侵权法》第二十八编第1346节（b）款规定：“在符合本编第171章的范围内，对于任何由于政府职员在执行职务或者工作范围内的过失或者不法的行为或不行为而引起的财产损害或丧失，或者人身损伤或者死亡的金钱赔偿，如果美国作为一个私人时，依照行为或不行为发生地的法律，将要对行为人负责的情况下，而控告美国请求赔偿的民事案件，地区法院有专有的管辖权。”美国法律的此项规定打破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适用，正式确立了国家侵权的赔偿责任。
由于不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二者的法律性质与使用原则基本一致。
2、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认为国家侵权赔偿与民事赔偿不同，是一种独立的赔偿制度，应适用不同的赔偿规则。因此民事赔偿领域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则不能直接适用于国家赔偿领域，要经过一个“采纳”或“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法院的司法判例或者立法机关的专门立法来完成的，在法国则主要通过判例来完成，在德国则主要通过立法来完成。
一般认为，法国1873年的布朗哥案件，标志着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的分离。法国行政法院建立初期，行政赔偿范围仅限于受害人能以金钱衡量的物质损失，由于精神损害本身的无形性导致其不能用金钱予以衡量，故在法国行政法院成立早期不能判决行政主体赔偿精神损害。在此后的时间里，法国行政法院逐渐改变了对精神损害能否予以国家赔偿的看法，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确认了行政机关不仅对某些产生物质后果的精神损害付赔偿责任，而且对那些虽然不产生物质后果，但造成受害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或者破坏个人尊严以及宗教信仰的损害，也判决行政主体予以赔偿。
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规定：“在侵害身体或健康，或剥夺自由之情形，被害人对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当请求相当之金额。”这被认为是西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标志，对其后很多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了影响。由于德国没有《国家赔偿法》，不存在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区别，在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领域采用民事立法以及国家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种例外。
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国家或公共团体之损害赔偿责任，除前三条之规定外，以民法之规定”，换言之，日本的国家赔偿法在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的情况下，准用民事立法关于侵权赔偿的有关规定。而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所以说在日本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存在的。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国家赔偿性质上的分歧，并没有导致他们在国家赔偿范围上有什么重大的区别，精神损害赔偿均属于他们的国家赔偿之列。
（二）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也经历了由否认到支持，由民法领域到国家赔偿法领域的转变过程。
中国古代社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更不要说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了，我国古代只存在关于精神利益保护的零散规定。公元前11世纪，西周的刑法罪名就有“邦诬罪”一词，“诬”即以无为有也，这里的诬告显然构成了对他人的人格权（名誉权）的侵害。到秦朝，法律规定“诽谤者族”，甚至“腹诽”也构成死罪。汉朝法律规定“诬告反坐”的处罚。唐、元、明、清的法律在精神损害方面亦规定，犯诬告的赎铜入被害人之家。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在《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以至正式通过《民国民法》，才建立了完备的制度，《民国民法》首先在总则编中规定了第180条：“人格权受侵害时，待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时，得防止之前情形；以法律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和抚慰金。” 和民国民法的第194条和195条相互照应，完整的体现了现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得到切实完善和健全。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人格作了较具体的规定。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是新中国人身权保护的第一个里程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的解释》是对人身权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把新中国人身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问题。《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对精神损害予以明确规定，这是我国从正式法律层面上第一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随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得以完善以及诸如“麻旦旦案”、“佘祥林案”等众多因国家侵权受害人得不到合理赔偿案件的出现，人们对在国家赔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极其不完善的，仅规定在国家侵害公民人身自由造成精神损害的，予以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没有关于精神损害予以金钱赔偿的具体规定。2010年《国家赔偿法》的修正改变了这种做法，正式确立了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法院 李晓庆
15893980223
所幸的是《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已于2010年4月29日通过，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定了因国家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立法进步。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保护其国家成员的生命、肢体完整、财产交易、家庭关系、甚至生计与健康。法律使人与人无需为防止对他们隐私的侵犯而建立隐私制度。它通过创设有利于发展人们智力和精神力量的有序条件而促进人格的发展与成熟。”在《国家赔偿法》中，增加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确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表明了法律的价值取向，体现出国家对精神利益的肯定和尊重。
（一）西方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比较研究
事实上，与民事领域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一样，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西方国家赔偿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过程。近代初期，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贯彻绝对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其侵权行为法完全以金钱作为判断损害是否发生的标准，大陆法系国家基于罗马法“债务必须具有金钱价值”的观念，英美法系国家以“非财产损害以同时造成了物理损害”为要件，从根本上否认了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原来的完全否定发展到后来的予以支持，并从民事立法引入国家侵权赔偿立法，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进程。
1、英美法系国家
在英国中世纪，英王是国家的象征，遵循“英王不能为非”的原则，英王是没有错误的。既然没有错误，自然也就没有责任，英王所代表的国家政府是不对国家侵权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此后1947年英国颁布的《王权诉讼法》排除了“英王不能为非”原则的适用，肯定了基于国家侵权行为应承担的国家赔偿责任。只要是英国政府作出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统称为王权诉讼，而王权诉讼又属于一般的普通法诉讼，其适用普通法的一般诉讼规则，即民事诉讼。
在美国，因国家侵权引起的赔偿责任经历了“国家主权豁免”到法律明确予以肯定的过程。美国《联邦侵权法》第二十八编第1346节（b）款规定：“在符合本编第171章的范围内，对于任何由于政府职员在执行职务或者工作范围内的过失或者不法的行为或不行为而引起的财产损害或丧失，或者人身损伤或者死亡的金钱赔偿，如果美国作为一个私人时，依照行为或不行为发生地的法律，将要对行为人负责的情况下，而控告美国请求赔偿的民事案件，地区法院有专有的管辖权。”美国法律的此项规定打破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适用，正式确立了国家侵权的赔偿责任。
由于不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二者的法律性质与使用原则基本一致。
2、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认为国家侵权赔偿与民事赔偿不同，是一种独立的赔偿制度，应适用不同的赔偿规则。因此民事赔偿领域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则不能直接适用于国家赔偿领域，要经过一个“采纳”或“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法院的司法判例或者立法机关的专门立法来完成的，在法国则主要通过判例来完成，在德国则主要通过立法来完成。
一般认为，法国1873年的布朗哥案件，标志着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的分离。法国行政法院建立初期，行政赔偿范围仅限于受害人能以金钱衡量的物质损失，由于精神损害本身的无形性导致其不能用金钱予以衡量，故在法国行政法院成立早期不能判决行政主体赔偿精神损害。在此后的时间里，法国行政法院逐渐改变了对精神损害能否予以国家赔偿的看法，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确认了行政机关不仅对某些产生物质后果的精神损害付赔偿责任，而且对那些虽然不产生物质后果，但造成受害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或者破坏个人尊严以及宗教信仰的损害，也判决行政主体予以赔偿。
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规定：“在侵害身体或健康，或剥夺自由之情形，被害人对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当请求相当之金额。”这被认为是西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标志，对其后很多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了影响。由于德国没有《国家赔偿法》，不存在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区别，在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领域采用民事立法以及国家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种例外。
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国家或公共团体之损害赔偿责任，除前三条之规定外，以民法之规定”，换言之，日本的国家赔偿法在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的情况下，准用民事立法关于侵权赔偿的有关规定。而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所以说在日本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存在的。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国家赔偿性质上的分歧，并没有导致他们在国家赔偿范围上有什么重大的区别，精神损害赔偿均属于他们的国家赔偿之列。
（二）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也经历了由否认到支持，由民法领域到国家赔偿法领域的转变过程。
中国古代社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更不要说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了，我国古代只存在关于精神利益保护的零散规定。公元前11世纪，西周的刑法罪名就有“邦诬罪”一词，“诬”即以无为有也，这里的诬告显然构成了对他人的人格权（名誉权）的侵害。到秦朝，法律规定“诽谤者族”，甚至“腹诽”也构成死罪。汉朝法律规定“诬告反坐”的处罚。唐、元、明、清的法律在精神损害方面亦规定，犯诬告的赎铜入被害人之家。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在《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以至正式通过《民国民法》，才建立了完备的制度，《民国民法》首先在总则编中规定了第180条：“人格权受侵害时，待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时，得防止之前情形；以法律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和抚慰金。” 和民国民法的第194条和195条相互照应，完整的体现了现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得到切实完善和健全。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人格作了较具体的规定。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是新中国人身权保护的第一个里程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的解释》是对人身权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把新中国人身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问题。《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对精神损害予以明确规定，这是我国从正式法律层面上第一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随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得以完善以及诸如“麻旦旦案”、“佘祥林案”等众多因国家侵权受害人得不到合理赔偿案件的出现，人们对在国家赔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极其不完善的，仅规定在国家侵害公民人身自由造成精神损害的，予以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没有关于精神损害予以金钱赔偿的具体规定。2010年《国家赔偿法》的修正改变了这种做法，正式确立了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法院 李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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