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结婚与错误离婚的认定和处理/王礼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7 09: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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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结婚与错误离婚的认定和处理
王礼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涉及婚姻效力或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如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结婚效力问题；使用虚假户口虚或假姓名或登记姓名错误的效力问题；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效力问题；结婚证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的婚姻效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主要违反结婚登记程序，所涉及的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对此应当如何处理，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一章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说要讨论的主要是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也不属于违反结婚登记程序的结婚错误与错误离婚的处理问题。
结婚错误，就是因认识或判断错误，与不该结婚的人结婚。结婚或离婚意思错误。离婚错误，就是因认识或判断错误，不该离婚而离婚。
结婚、离婚错误，合称婚姻错误，婚姻错误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民法上的意思错误，就是因理解或判断错误而发生的意思表示错误，导致内心的真实意思与外部的表现行为不一致。婚姻意思错误的内容很广，包括：1.“人之同一性”错误，如将甲误认为乙。2.“人之性质”错误，即对婚姻当事人的身份或品质认识错误，诸如社经地位、学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等认识错误。3.对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即把婚姻行为误认为非婚姻行为等。4.在离婚错误中，还包括对离婚原因认识错误（如误认为对方有婚外情，但离婚后发现属于认识错误，对方并没有婚外情，等等）。
意思错误的民事行为，各国民法一般规定可以撤销，如德国民法第１１９条、日本民法第95条。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89 条也规定意思错误可以撤销。大陆民事立法未对意思表示错误作出专门规定，但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我国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
关于婚姻意思错误的效力问题，《瑞士民法典》第124条、 [1]《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1315条、1316条） [2]、澳门民法第1504条， [3]都规定可以撤销其婚姻。《菲律宾共和国家庭法》第35条、 [4] 《日本民法典》第742条、 [5]《意大利民法典》第122条， [6]则规定为婚姻无效。
我国婚姻法没有关于婚姻意思错误效力的规定。从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看，对婚姻意思错误，一般都按民法通则的重大误解处理，即撤销婚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作法值得商榷。
我们认为，身份关系注重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宜采取表示主义，而不从意思主义，故应以身份行为意思错误为有效。但在认识错误中，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不能认为婚姻有效。同时，为了避免与法定无效婚姻相冲突，“人之同一性”有错误，也不能按照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处理。在我国，婚姻当事人之“同一性” 错误，因其双方无结婚合意，可认定其婚姻不能成立。关于“人之性质”错误，应当认定婚姻为有效。否则，误认为他人未婚或富翁，而实际上是已婚或不是富翁，婚姻即可撤销。这不符合婚姻的特点。总之，婚姻意思错误，不能直接适用民法总则关于意思错误的规定处理。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意思错误无效或可撤销，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与民法总则中的无效或可撤销并非同一原理。因此，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认为，“有关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则，不适用于婚姻或遗嘱。” [7] 迪特尔•梅迪库斯在谈到撤销权范畴的界定时说：“《婚姻法》第31条至第34条也为婚姻(Ehe)规定了一些撤销事由。这些事由虽然在很大程序上与第119条、第123条规定一致，但是婚姻法对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完全不同于第142条及以下条款的规定。因此，《婚姻法》使用的术语也不是“撤销”(Anfechtung)婚姻，而是解除(Aufhebung)婚姻。因此，一般的撤销规则对此不适用”。 [8]
台湾学者戴炎辉、 戴东雄先生也认为，民法总则关于错误之规定（第88条），亦不能适用亲属法。根据戴先生的观点，“在身份行为，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则因意思之不一致而无效，非仅可撤销而已；倘系关于‘人之性质’错误，亦应适用亲属法规定（民997条、引不告知重要事项而为欺诈），或类推适用亲属法规定”。 [9]应当指出的是，台湾亲属法规定欺诈姻可以撤销，因而，对于婚姻意思错误中“人之性质”错误，直接按照欺诈婚姻或类推处理，是完全可以的。但我国婚姻法没有欺诈婚姻可撤销的规定，对于“人之性质”错误，按可撤销婚姻处理，缺乏法律根据。在我国，除了“人之同一性”错误可以作为婚姻不成立处理外，对“人之性质”错误，除非有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应当按有效婚姻处理。
如林某（女）在刚刚与李某结束恋爱关系时，随即被人介绍与杨某恋爱，林某与杨某相识几天即发生关系。一个月后林某发现怀孕，即告诉杨某。不久，林某与杨某登记结婚。婚后林某生育一男孩。杨某发现孩子不像自己，便单独进行鉴定。结果证明孩子确实不是自己的。杨某便以林某怀有他子嗣与自己结婚，属于欺诈行为，起诉至法院要求宣告与林某的婚姻无效，并赔偿其精神损失。林某提出，“在与杨某恋爱时，自己已经将与李某恋爱并发生关系的事实如实告诉了杨某，本人并无欺骗行为，与李某结束恋爱关系时，自己并无任何怀孕的症状反映。自己一直以为是与杨某交往中怀孕，对此，杨某当时也并无任何疑虑”。 杨某则说，“如果我当时知道不是自己的孩子，就不会与林某结婚。这也属于‘重大误解’（即意思错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重大误解’可以撤销，也应当撤销婚姻”。
我们认为，婚姻等身份的无效和撤销，有其独立的评判标准，不应适用民法总则。在我国婚姻法中，认识错误不属于无效和可撤销婚姻，因而，杨某的意思错误，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和有效。如果杨某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因此引起了夫妻感情破裂，可以按离婚处理。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亲属法有其特殊性质，而与债法、物权法大有径庭，尤其与民法总则之关系究应如何适用，殊堪研究”。 [10] 我国民法理论虽然对亲属法与民法总则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但不能将“大率以财产交易为内容的民法总则”，完全适用于亲属法， [11] 已经成为共识。因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用民法通则中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判断婚姻有效与无效，是错误的。事实上民法总则中的行为之能力、意思表示虚假、欺诈、错误、代理、附条件或期限、善良风俗、诉讼时效等，都不能适用婚姻法。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一编的内容专门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473页。
[2]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14版，第296页——297页。
[3] http://bo.io.gov.mo/bo/i/99/31/codcivcn/codciv1501.asp
[4]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233页。
[5]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29——130页。
[6]费安铃、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1版，第46——47页。
[7]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8]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60—561页。
[9]戴炎辉 戴东雄《亲属法》，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8月修订版，第8 页。
[10]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6月四版，史尚宽先生自序。
[11]林菊枝《亲属法新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９－２０页
王礼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涉及婚姻效力或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如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结婚效力问题；使用虚假户口虚或假姓名或登记姓名错误的效力问题；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效力问题；结婚证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的婚姻效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主要违反结婚登记程序，所涉及的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对此应当如何处理，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一章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说要讨论的主要是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也不属于违反结婚登记程序的结婚错误与错误离婚的处理问题。
结婚错误，就是因认识或判断错误，与不该结婚的人结婚。结婚或离婚意思错误。离婚错误，就是因认识或判断错误，不该离婚而离婚。
结婚、离婚错误，合称婚姻错误，婚姻错误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民法上的意思错误，就是因理解或判断错误而发生的意思表示错误，导致内心的真实意思与外部的表现行为不一致。婚姻意思错误的内容很广，包括：1.“人之同一性”错误，如将甲误认为乙。2.“人之性质”错误，即对婚姻当事人的身份或品质认识错误，诸如社经地位、学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等认识错误。3.对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即把婚姻行为误认为非婚姻行为等。4.在离婚错误中，还包括对离婚原因认识错误（如误认为对方有婚外情，但离婚后发现属于认识错误，对方并没有婚外情，等等）。
意思错误的民事行为，各国民法一般规定可以撤销，如德国民法第１１９条、日本民法第95条。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89 条也规定意思错误可以撤销。大陆民事立法未对意思表示错误作出专门规定，但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我国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
关于婚姻意思错误的效力问题，《瑞士民法典》第124条、 [1]《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1315条、1316条） [2]、澳门民法第1504条， [3]都规定可以撤销其婚姻。《菲律宾共和国家庭法》第35条、 [4] 《日本民法典》第742条、 [5]《意大利民法典》第122条， [6]则规定为婚姻无效。
我国婚姻法没有关于婚姻意思错误效力的规定。从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看，对婚姻意思错误，一般都按民法通则的重大误解处理，即撤销婚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作法值得商榷。
我们认为，身份关系注重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宜采取表示主义，而不从意思主义，故应以身份行为意思错误为有效。但在认识错误中，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不能认为婚姻有效。同时，为了避免与法定无效婚姻相冲突，“人之同一性”有错误，也不能按照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处理。在我国，婚姻当事人之“同一性” 错误，因其双方无结婚合意，可认定其婚姻不能成立。关于“人之性质”错误，应当认定婚姻为有效。否则，误认为他人未婚或富翁，而实际上是已婚或不是富翁，婚姻即可撤销。这不符合婚姻的特点。总之，婚姻意思错误，不能直接适用民法总则关于意思错误的规定处理。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意思错误无效或可撤销，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与民法总则中的无效或可撤销并非同一原理。因此，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认为，“有关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则，不适用于婚姻或遗嘱。” [7] 迪特尔•梅迪库斯在谈到撤销权范畴的界定时说：“《婚姻法》第31条至第34条也为婚姻(Ehe)规定了一些撤销事由。这些事由虽然在很大程序上与第119条、第123条规定一致，但是婚姻法对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完全不同于第142条及以下条款的规定。因此，《婚姻法》使用的术语也不是“撤销”(Anfechtung)婚姻，而是解除(Aufhebung)婚姻。因此，一般的撤销规则对此不适用”。 [8]
台湾学者戴炎辉、 戴东雄先生也认为，民法总则关于错误之规定（第88条），亦不能适用亲属法。根据戴先生的观点，“在身份行为，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则因意思之不一致而无效，非仅可撤销而已；倘系关于‘人之性质’错误，亦应适用亲属法规定（民997条、引不告知重要事项而为欺诈），或类推适用亲属法规定”。 [9]应当指出的是，台湾亲属法规定欺诈姻可以撤销，因而，对于婚姻意思错误中“人之性质”错误，直接按照欺诈婚姻或类推处理，是完全可以的。但我国婚姻法没有欺诈婚姻可撤销的规定，对于“人之性质”错误，按可撤销婚姻处理，缺乏法律根据。在我国，除了“人之同一性”错误可以作为婚姻不成立处理外，对“人之性质”错误，除非有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应当按有效婚姻处理。
如林某（女）在刚刚与李某结束恋爱关系时，随即被人介绍与杨某恋爱，林某与杨某相识几天即发生关系。一个月后林某发现怀孕，即告诉杨某。不久，林某与杨某登记结婚。婚后林某生育一男孩。杨某发现孩子不像自己，便单独进行鉴定。结果证明孩子确实不是自己的。杨某便以林某怀有他子嗣与自己结婚，属于欺诈行为，起诉至法院要求宣告与林某的婚姻无效，并赔偿其精神损失。林某提出，“在与杨某恋爱时，自己已经将与李某恋爱并发生关系的事实如实告诉了杨某，本人并无欺骗行为，与李某结束恋爱关系时，自己并无任何怀孕的症状反映。自己一直以为是与杨某交往中怀孕，对此，杨某当时也并无任何疑虑”。 杨某则说，“如果我当时知道不是自己的孩子，就不会与林某结婚。这也属于‘重大误解’（即意思错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重大误解’可以撤销，也应当撤销婚姻”。
我们认为，婚姻等身份的无效和撤销，有其独立的评判标准，不应适用民法总则。在我国婚姻法中，认识错误不属于无效和可撤销婚姻，因而，杨某的意思错误，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和有效。如果杨某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因此引起了夫妻感情破裂，可以按离婚处理。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亲属法有其特殊性质，而与债法、物权法大有径庭，尤其与民法总则之关系究应如何适用，殊堪研究”。 [10] 我国民法理论虽然对亲属法与民法总则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但不能将“大率以财产交易为内容的民法总则”，完全适用于亲属法， [11] 已经成为共识。因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用民法通则中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判断婚姻有效与无效，是错误的。事实上民法总则中的行为之能力、意思表示虚假、欺诈、错误、代理、附条件或期限、善良风俗、诉讼时效等，都不能适用婚姻法。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一编的内容专门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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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473页。
[2]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14版，第296页——297页。
[3] http://bo.io.gov.mo/bo/i/99/31/codcivcn/codciv1501.asp
[4]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233页。
[5]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29——130页。
[6]费安铃、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1版，第46——47页。
[7]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8]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60—561页。
[9]戴炎辉 戴东雄《亲属法》，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8月修订版，第8 页。
[10]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6月四版，史尚宽先生自序。
[11]林菊枝《亲属法新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９－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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